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原来不但中央政府，连地方政府刘晓波他们都已经“筹备”好了）：如果不是碰巧看到一篇网文《“斗士”内讧 “独立中文笔会”在美国法庭遭起》，笔者还茫然不知，貌似慷慨悲歌的“民主斗士”刘晓波及其“独立中文笔会”，已经在全国人民不知不觉间，将“民主化”后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分配到人了——准备工作比“中功”的张宏堡做得还充分。细数这些将要成为未来中国舵手的“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和平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其主要成份也无非是一些只知道愤世嫉俗的文人，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落第秀才”。这些人是天生的 “革命者”，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当然还知道要赶紧“成立政府，夺取政权”。其中虽然也不乏几个理智之士，但是无济于事。因为就在这个“政权”势力弱小， “离掌权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今天，他们连解决自己组织内部的腐败问题都无能为力，连“解剖麻雀”的能力都不具备。己屋不扫，却一心要扫天下。从“排郭门”、“删名门”到“开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人们不难看出这一“政权”未来的运行轨迹——以“革命党”方式组织而成的团体，对中国而言，其最好意义也无非是“另一革命党”而已。
有人称这些“民主”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是“坐地分赃的黑社会集团”、“民运既得利益贵族集团”，指责他们“把一个主旨为争民主争写作自由的作家联谊团体，变成了腥风血雨的杀戮战场”。以我看来，问题倒没有这么严重。刘晓波们对高寒们所做的，不过是在重复中共对刘晓波们所做的而已；正如高寒们对刘晓波们做的，其实也不过是刘晓波们正在对中共所做的而已。在每类组织中，都难免有刘晓波，难免有高寒，人类组织自有其难以超越的行为逻辑和规律。换一个人站同样的位置，表现也很难两样。同一个人，站在不同位置上，面对不同对象，感受和态度自然不同。高寒们相对于刘晓波们而言，无疑是弱小而无助的；但对于庞大的中共而言，刘晓波们也不过就一高寒而已：少年得志，凭借歪批李泽厚而声名鹊起，本来人生轨迹可能就一直这样划过去了；忽然碰上“六.四”——好大一场轮盘赌。原来连进场观看资格都没有的人，突然间有机会上赌桌了，于是纷纷朝前挤。而一旦踏出这一步，就再难作出其他选择了。
当然，以上只是利益分析，不排除当事人可能还有价值理想的原因。正如不应该以利益因素否认价值动机一样，也不能以价值因素否认利益驱动。具体到刘晓波，可能他前期价值因素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现在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或者说价值即其利益。一般而言，越是在运动的下层，理想主义的成份越多。萧翰说得那么悲壮，我也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他那时也不过就是个没听到“集结号”的小兵而已。“集结号”的故事，并非中共专有，而是在各朝各代、每个团体都反复发生的现象，它代表了人类组织行为的一个普遍规律：不管旗帜多么鲜艳，口号多么动人，下层大多数人都注定了只能充当炮灰；运动的果实，只能被极少数人拥有。或者说，上下之间，得到与付出永远是极度不成比例的。历史不可能超越，越是貌似崇高的理想目标，越不是普遍群众所能奢望的。如果一定要怀抱理想，就免不了被“忽悠”的命运。当然，能够怀抱盲目的理想而奋斗，朝着并不存在的目标前行，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充实的人生。有时候，鲜血不值钱，热血易沸腾，这就是各种运动总不缺少炮灰的原因。
由于有了“六.四”时的“上位”经验，现在的刘晓波们不但把海外的“巨款资助”纳入囊中，在国内日子过得很“滋润”；而且连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果实，也已经被他们私相授受殆尽。根据“六.四”及原来同盟会的同行竞争经验，有时候勇于“宣布”，就意味着既成事实。别的事可以先不急，但不能不抢在其他同行前面，把“政府”先搭建好。对于这些“职业革命家”，看到他们的今天，就能想象其明天——中共好不容易已经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了，难道中国人的未来，还要寄托在“另一革命党”身上吗？
这就是我从不看好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原因。这些“革命家”虽然惯于“以专制独裁者的狭隘心态来公器私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但在不知情的民众眼中，却还是外表光鲜，旗帜闪亮；相对而言，他们也最具有组织性。一旦“天下有变”，就可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左右走向，至少可以将运动导向 “竞相激进”，将理性之士裹挟而行或者抛在一边。为了避免“出局”，许多人今天自以为绝不会干的事，到时候可能也不得不被迫为之。那时候的中国，才真的可能沦为“腥风血雨的杀戮战场”。
一些人想象，“民主化”运动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下有序进行，尤其是可以象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温和渐进。其实，只要运动发生，首当其冲的，除了权力，就是资本。资本会成为继权贵之后的第二个遭清算对象。所谓依托市场力量有序而进的民主化进程，估计只可能象拉美一样，发生在社会历经了多次的动荡、反复之后，在军管与资本联手的力量下进行，然后还可能反复——等到尘埃落定时，中华民族已经不知伊于胡底了。
由此可见，“民主精英”靠不住。于是有人不免疑惑：如此说来，民众还能靠什么呢？莫非只有寄希望于当局的“仁政”？假若当局“不仁”，老百姓岂非就没活路了？——现实苟或如此，也并不奇怪。历史上老百姓活得“滋润”的日子本来就不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才有人将今天誉为“盛世”。西方发达国家是因为先走几百年，才能以先发优势囊括全球资源为己用，其过程难以复制。
当然，老百姓除“寄望”外，还可以“抗争”。历史的良性进步，从来就是在这种累积寸进中实现的。有时候，进步的方式比进步的能量更重要。采取正确的方式，纵然进步不易，但可保证始终走“在上”的良性轨道上；不遵循良性方式，纵然能快速改变力量对比，制造突破，但结果很可能只是坠入又一轮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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