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温毕熙评论文章：做汉奸可是一门学问，做的不好，像汪精卫那样，就会弄得身败名裂、炸坟曝尸，成为后人痛骂的历史丑角；做的好，像汪精卫的党父孙中山那样，既能享受做汉奸的声色犬马，又能立下当国父的牌坊，如此两全其美，历史上恐怕只有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汉奸先行者”，才能独享其荣光。
孙中山尽管没咋读好书，也没咋干好医生这份本职工作，但其做汉奸的学问和功力，被方鸿渐的母校“克莱登大学”，或者吴征的母校“巴林顿大学”授予一个博士学位，还是绰绰有余的；这就难怪后世常常尊称孙大炮为“孙博士”（尽管只是孙医生的英文故意误译，但却不妨奴才们的真心误解）。
汉奸学博士兼导师孙中山，纵横中国现代史100多年，既赢得了“日本人民的老朋友”、“汪伪南京政府校长”的光荣称号，也赢得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蒋氏国民政府国父”这样的世纪荣誉，并且培育出了千年汉奸汪精卫这样罕见的高徒，堪称赢家通吃的百年第一汉奸、第一民族英雄、第一革命者。孙中山一生，先后孕育和抚育了蒋系中国国民党、汪系中国国民党、宋系（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些儿孙政党在中国土地上的卖国求荣、慷慨抗日、残酷内战和互相镇压，把中国变成了20世纪亚洲最黑暗的地狱。
可是在国共官方的历史书上，所有的荣誉都跟孙中山相关，所有的罪恶都与与孙中山无关。当所有的人在唾弃着千古汉奸汪精卫时，可曾想过是谁培养出了汪精卫？可曾意识到，当代中国的汉奸之父，正是孙中山？
当革命党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当独裁党扼杀了自由的言论，所有的大脑都被清洗为“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革命党党父孙中山自然而然的也就被推上了“国父”的圣人殿堂；在革命者“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单一视网膜里，孙中山的黑社会行为、汉奸行为，都会被“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解释为崇高的、可以理解的革命行为。(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可是他们却不能、不肯或不敢用这个方式去理解汪精卫的苦衷，难道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青年，真的就是恐惧日本皇军菊花刀的胆小鬼？
其实，孙中山和汪精卫师徒都是汉奸，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胜了天下，一个败了中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一个陵墓胜于皇陵（中山陵），一个坟头被炸、死无葬身之地。由此可见，师徒二人做汉奸的学问实在是差别太大了：人太老实了，做汉奸也吃亏。
从1894年孙中山开始所谓的革命活动而启，他就热衷于充当国外势力图霸中国的代理人，并因此获得日本、法国、苏联等国的秘密军事资金的援助：按照北大教授杨奎松《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的考证论文所叙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前后，多次向日方承诺出让满洲利益给日本，“审时度世，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以争取到日本对他资金和武器上的援助，对付国内的政治对手，实现“革命的短期利益”。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孙中山却趁机在广州发动起义，并数度前往交战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1907年孙中山未经同盟会全体同意，私自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巨款资助，后来并携款逃走，引发同盟会的分裂。1915年孙中山为跟袁世凯竞争卖国，在袁世凯“21条”签订之前，与日本政府代表先行签订跟“21条”一样卖国求荣的《中日盟约》，试图赢得日本政府的青睐支持他的颠覆民国行动，只是由于日本官方更加器重袁世凯的力量，而没有完全选择孙中山。
1901年，孙中山经越南安南总督牵线，拿到了法国政府的巨额借款用于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民国成立之后的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还先后接受日本军部和德国政府的资助，以开展对中国合法政府的武装颠覆行动，首开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先河。
1924年在苏联金卢布的资助下，孙中山重整了国民党，并联俄容共，培植壮大了共产党，公开的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现代史上的著名汉奸。国共借助于苏联的枪炮和资金，成功的先后征服了中国，并把孙中山洗脑成了“国父”和“革命先行者”。
做汉奸是一门艺术，做的不好，就会像汪精卫那样，遗臭万年；做的好，就会像孙中山那样，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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