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因
3.14西藏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但其实背后有三重原因，远因更在49年之前。
第一重原因是宗教信仰引发的冲突，肇因于1959年的达赖出走印度。这是中央政府对藏工作的一次重大挫折。如果达赖留在国内，自然会成为另一个班禅，藏民的宗教信仰将“班禅化”，不但不构成中央治理的障碍，反而可成为治理的臂助。实际上，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统治者臂助存在的。但如今宗教信仰的精神领袖身居国外，而且与中央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由宗教信仰引发的紧张关系就将始终存在，而且不断地通过各种偶发事件表现出来。
第二重原因肇始于2006年7月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通西藏本是好事，改善了交通，促进了交流，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但发展不等于幸福，铁路进藏的另一重效应是使得西藏门户大开，有点类似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在进入者看来，自己是带来先进文明，促进了当地发展；但在被动接受者看来，自己是经济上、资源上遭到剥夺，文化上、精神上遭受歧视（至少必须屈服于对方的“先进”之下），有被同化的危险。汉人随铁路大量入藏，加剧了汉藏之间的摩擦、紧张、对立和冲突。从2006年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西藏的一些经济指标确有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复制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另一过程，即贫富分化加剧。纵然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通过对比，许多人还是觉得自己“亏了”，对现状不是满意而是怨恨。这种怨恨在西藏不但有着文化的加成，而且还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汉人。这一过程在此前几十年已经展开，但随着铁路入藏而加剧。毫无疑问，这几年是西藏社会的过渡期，也将是事故的多发期，文化冲突叠加了经济内涵，西藏的一些地区已经铺满干柴。
第三重原因是近因，即国际因素，具体指去年10月17日达赖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奖。美国国会给达赖颁奖，当然有价值方面的原因，但是否仅仅只有价值原因，而没有战略考量？对于美国那些现实主义的战略家来说，如果能够给制度不同，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最大潜在对手”的中国制造点麻烦，又何乐而不为？众所周知，在美国白宫与国会的智囊中充斥着大量这种战略家，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制订和政客们的言行有着极大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美国给达赖颁奖兼有战略利益的考量。
颁奖的结果是，“藏族民众自发庆祝”。拉萨哲蚌寺的僧侣准备举行仪式庆祝，遭当局制止，发生冲突。冲突的模式与3.14一样，种子已经埋下，只不过在3.14又找了个理由重新爆发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3.14只不过是去年10.17的逻辑延伸和延时爆发。
二，是非曲直
看不出中央政府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上有何大的不妥。既然暴力事件发生了，已经殃及无辜，不管暴力的行使者有着怎样的信念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只能是以暴止暴。政府方面唯一可指责的是：有西方游客讲述，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似乎只是旁观，听任骚乱藏民打砸抢烧。如果这一情节属实，虽然政府的迟钝或克制从事后的国际舆论反映上可以找到原因——及时行动将导致危害不显，可能授人以批评的口实——但毕竟这是政府的失职，而且事实证明，政府的这种克制并无助于其免于被舆论指责。
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事件是由于政府方面粗暴对待示威的藏僧或包围宗教仪式（在甘肃）引起的。这一指责所隐含的前提是：如果政府不干涉，什么灾难也不会发生。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听任藏僧或甘肃的喇嘛行动起来，他们可能动员起数以万计的藏民。那时候如果再发生骚乱（这是必然的，批评者自己也说了“民变往往都会形成暴力，鱼龙混杂，行为残酷，没有理性”），骚乱的规模和造成的死伤就绝非3.14可以同日而语了。
只要承认宗教信仰在藏民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承认“庆祝”或“示威”并非极个别藏僧的孤立行为而是有着群众基础，就不能不承认上述结论。但有些批评者似乎确实是既认为藏僧的行为代表了藏民心愿，又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引发大规模动员。这些提出“12点意见”的知识分子，除了指责，拿不出任何可行之方。他们的建议不是会造成天下大乱，就是要严重损害中央一方，不可能被接受的书生之见。当然，即使他们的建议导致了天下大乱，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因为 “用什么方法控制事态，那是当权者的责任，不是无权者的责任。当权者不能控制事态，那是他的失职，是有罪”——换言之，即使是自己的建言造成的后果，他们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政府。
三，各方反应
尽管达赖本人表示事态已失控，如果继续发生暴乱他将辞职，言下之意是骚乱者对事件负有责任；尽管许多西方游客都证明骚乱者失去理性，手段残忍，不可沟通，但“国际舆论”仍然几乎千篇一律地指责“中国政府镇压藏民”——不镇压又能怎么样？同样是使用暴力，同样是有意识地以无辜平民作为攻击目标，美英等国对恐怖分子不也是采取武力镇压吗？
舆论的反应既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确”笼罩下的理性盲目，同时与达赖获奖一样，也不能排除某些人有着战略意图操纵其间。中国政府由此应该明白，只要政治制度不变，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永远是西方国家和“国际舆论”的敌人；再多的共同经济利益，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尴尬是，无论是从综合实力对比还是从经济对外依赖而言，中国都没有抗衡西方的能力。不能抗衡就只能尽量靠拢，争取化解敌意。但中国向西方靠拢得越多，自己行为的可选择性就越少，限制越多，左右为难的时候也越多。因此在3.14之初政府竟然不敢及时采取行动。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软肋，西方战略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时不时要在这儿戳几下，制造点麻烦，让你左右不是，穷于应付。
至于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也采取了与西方相同的立场，这是价值和利益同时被“政治正确”绑架的结果。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现在不反对镇压，等自己遭受 “镇压”之时，就没有了争取支持的道德立场了。所以一看到“镇压”二字，他们就条件反射，不论具体是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抗议再说。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领衔倡议的王力雄。有资料显示，王力雄在9.1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上，也认为责任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恐怖分子也有其道义依托。这种观点，与他在西藏事件上的立场是统一的，做到了前后一致。王力雄曾提出“以超越者联盟抗衡精英联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有“超越”味道：超越了某种观念的束缚。反观参与倡议的刘晓波等人，一会是“今夜美国人”，一会又成了西藏人；既谴责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又认同发生在西藏的暴力骚乱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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