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沙鸥来稿：西藏暴乱事件已过去一段时间了，无论本次事件夹杂着多少复杂因素，这种暴乱活动都是无法被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允许的，也是无法被多数民众所接受和同情的。
但是当本次事件逐渐过去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反思本次暴乱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只要是反思此次事件就绕不过一个人：达赖喇嘛。
一，三位一体的达赖喇嘛
关于达赖喇嘛，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他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幕后决策者，是部分藏族人民的代表，是藏传佛教的教宗。换句话说，他既是一个政治人物，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也是一个宗教领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达赖，不管是其原先主张的“藏独”，还是后来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又或者是与“藏独”主张的若即若离，其政治色彩最受人争议，也最为中国政府和多数中国民众所诟病，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无疑对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他所代表的藏族人民的境遇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缩影，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由微知著，从西藏问题看到中国民族问题的敏感和复杂，只要衷心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安享民族和谐的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信仰普遍缺失，陷于精神危机而不能自拔的中国社会，宗教的终极信仰特色和道德教化作用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中国需要象达赖这样的民间宗教领袖来为逐渐在物质的大潮中逐渐迷失方向的民众提供一个精神上的指引。不管是人们仍然相信共产主义也好，相信宗教也罢，甚至回归传统的儒家，一种精神上的终极慰籍，才能让中国社会找到一个内在的和谐之道。
如此的矛盾，却又如此的现实。当我们找到如何对待达赖喇嘛之道，也许我们也同时找到了如何处理中国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范例。
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挑战的国家核心利益
价值中立的国家概念一般包含3个要素：领土、人口、主权。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韦伯则认为国家即是拥有对暴力垄断权的机构，两者实际上更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要素。因此，3要素说的国家概念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
现代国家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它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一国的国家主权是保护该国民众主要利益的共同需要，而领土则是这种利益的最主要物质载体和地理界限。
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诉求，现在掩盖着太多的迷雾。从现有可看到的资料看，在1990年代前，达赖在公开的政治主张中，曾强调“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基本上追求“西藏独立”，后来其主张有所改变，改为“寻求西藏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在这种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据说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开展了六次谈判。
许多人认为，中国民众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敏感和坚持是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症，其实大谬不然。确实，中国从近代以来，深受领土分裂的屈辱，这种历史记忆是真切的，已根植于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以“爱国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背后，是更广泛的现实利益。
以青藏高原为例，其国防安全意义上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天然屏障，从陆权的角度，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对西面，中国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安全腹地就直接暴露在外；从海权的角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对东面，中国就基本上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纵深。这样的安全威胁，近可追溯到60年代的中、印战争和七十年代末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远可追溯到抗日战争。而青藏高原丰富的矿产资源则是中国今后发展所急需的，更为要紧的是，青藏高原作为中国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的根本。而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则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今中国境内的各个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具体作用各有不同，但对中国都起着和青藏高原类似的作用。因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基本利益的最核心问题，要想使中国政府在这问题上退让，无异于让中华民族在生存线上退让，决无可能。从“统独”的角度看，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达赖，如果真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只能选择某种妥协，而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三，民族问题：民族自治原则和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矛盾
现在的中国境内，生活着55个少数民族，如果按照省级规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分，那么可以分为两类：1，是本民族意识已逐渐淡化的少数民族，如壮族和蒙古族，2，是仍然对本民族保持着高度认同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回族及维吾尔族等。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或灭绝于战争，或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慢慢消亡了。无论人类学家们是如何的痛心疾首，都不能否认这个历史事实，用达尔文主义者的话说，叫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但是，人类文明毕竟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尊重个体和少数群体已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基本准则。因为有个体意识和少数群体的存在，人类世界的多元化才成为可能，在生物学上，个体的多样性决定了“物以类聚”的群体的多样性；在社会学上，个体意识是社会个体寻求自我存在的内在需要，而尊重少数群体则是多数群体寻求自我平衡的外在需要。
因此，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既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是保证中华民族内部多样性和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需要。
在中国的宪法中，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可以简化为一条，那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族自治”的治理原则。因为对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经济上的诸多尊重和保护，最终离不开“民族自治”这一政治手段。只有确保少数民族在这一政治上的权利，那么少数民族的其他权利才不至于在一个强势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成为一句空话，中国境内的“民族和谐”才有根本的保障。
但是，“民族自治”这一治理模式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运行机制上却是不相容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相对于中央政府，“民族自治”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而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恰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这两种运行机制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只能实现一种有限度的“民族自治”。这很矛盾，但却是现实。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从官方到民间，有过多种的设想方案，也有各种争论。但是，越来越多的两个共识是：1，中国最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宪政体制”，不管他前面有“社会主义”的框框，还是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定语，又或者带“有中国特色”的言辞修饰。2，作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社会运行模式的政治改革，由于其对社会其他领域的重大关连性，稳步进行渐进式的政体改革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方案，而不是“一夜变天”式的革命。
从运行机制上来说，“民主宪政”体系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行模式，其与相对于中央政府的“民族自治”在内在运行机制上具有同质性的，是可以相容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只有在“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中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大政治前提。
在不具备这个政治前提之前，中国只能对少数民族实施一系列相对于汉族的“超国民待遇”，在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计划生育政策、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投入等方面予以一定优待，并大力发展各民族区域的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以换取少数民族对有限度的“民族自治”的认可，维持基本的“民族和谐”，维护社会和政局的基本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达赖所要求的“西藏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更根本和更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达赖如果真有政治家的眼光，那他就应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把眼光放的长远些，主动把西藏问题放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背景下来考虑，实实在在的为现在的西藏人民争取些更多的现实利益。
象本次西藏暴乱这样的激进“藏独”行为，不单是对现行西藏社会稳定的破坏，更是对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渐进”式改革的反动，是不能为中国的其他民族民众所同情和支持的，甚至也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性后果。对这种极端行为，作为藏族的众望所归的首领，达赖应该从西藏的长远利益出发，予以必要的约束。
四，宗教问题：另类的“权力制衡”逐渐成为可能
现今的中国，随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事实上的土崩瓦解，一方面，中国民众从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樊笼中解脱出来，从过去的“政治社会”回归到现在的“常态社会”，从而使人们不管从精神自由还是物质自由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思想、信仰、道德真空的出现，反映在现实社会中是社会道德的普遍沙化、社会诚信的多层缺失，导致功利主义的泛滥和物欲横流。
这种状况，体现了中国目前面临着深刻的精神危机，相对于其他危机，这种危机是更深层次的，也更具有解决的迫切性。现今的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种状况，并竭力的缓解这种精神危机。反映在现实中，是官方对“新国学”的大力弘扬，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道德伦理；是对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新构建，以从原有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可用的养分；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七大”上对宗教问题的若干重要宣示，外界普遍解读为这预示着中国原有宗教政策将有重要的调整。
所有这些，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政府也看到了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危机对现实社会稳定的潜在破坏，另一方面，却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急于寻找一种能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价值取向，并试图主导这个进程，甚至不排除有垄断这种精神权力的企图。这种精神权力包括人们广泛的思想认同、为社会大众多数接受的价值观及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也是社会精神权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形式。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证明，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必须与精神权力作适当的分离，即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由国家机器和政治人物所掌握而精神权力由民间所掌握。从权力的来源看，前者应该来源于后者，即一个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必须体现一种为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思想认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并接受这种精神权力的监督和评判。这两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实际上构成了另类的“权力制衡”。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断自我“纠错”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欧洲中世纪时的宗教神权，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王朝，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后来的纳粹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均体现着国家权力对精神权力的垄断，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当今世界，一种政治化的或者由政府所主导的精神权力往往能在下意识中激起人们的反感，表现为人们对政教分离的普遍认可，对公共权力介入私人精神领域的普遍反对、对与政治沾边的思想人士（如中国特色的官方学者）的普遍怀疑。
在一国内，精神权力必须是超越政治和社会不同阶层的；在国际关系中，则应该是超越国界的。任何试图把这种民间的精神权力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或把两者合为一体，必然会受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各国的国家权力在面对各国民众在道义上的天然虚弱；我们才会看到，当“人权、民主”等价值观被西方话语霸权演绎为“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大于国界”等政治理念后，受到中国政府的批判和中国民众的反对，但是有谁看到过中国政府去批驳过“人权、民主”价值观本身呢？
这种状况，反映到本次西藏暴乱中，是中国政府面对西方舆论的左支右绌，但在面对欧美国家官方的谨慎呼吁时则马上理直气壮，可以组织“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据中央台报道）予以外交反击；而西方舆论只有在面对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时，才表现出了一些反思和退让。
因此，可以这么说，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个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寻根”之举，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举动。但是，要想把这种精神权力再度垄断在国家权力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中国人民对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惨痛记忆就在不远的过去。
精神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二元分离的规律同样作用于达赖的身上。藏传佛教作为一个宗教的作用正在于其在精神上对人们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达赖本人作为一个教宗所应具有的道德力量，才使他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同情，也获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深深景仰。而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质疑的，恰恰在于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而从事政治活动。套用中国政府的话叫做“达赖不但是个宗教人物，更是个政治人物”，西方国家往往会辩解“达赖来本国是从事宗教活动”。
在当今中国社会急需填补社会精神真空的时候，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寻找一种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在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已被历史证明是不适合掌握精神权力的时候，为何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不能找到一种在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上的挈入点呢？
这个挈入点在于，对达赖来说，就必须在其政治人物和宗教领袖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切割；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力图垄断精神权力的幻想，以强化立法的形式，严格限制宗教对政治的渗透，避免宗教被政治化，并进一步开放宗教政策，以适当的形式让包括达赖在内的各种正常宗教的宗教人士能恢复在国内的活动。
因为，毕竟政教分离已成为当今世界人们的普遍共识，宗教并不会成为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政治力量；毕竟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信仰体系本身就构成了某种相互之间的制衡；毕竟宗教作为一种健康的精神权力，也能对国家权力形成一定的“权力制衡”，从而使中共本身走上自我发展和完善之路。
如果说达赖是一把钥匙，那他肯定解不开在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下的“西藏独立”之锁，他也宣称不去解了；他也许一时解不开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之下的“民族自治”之锁，但是只要他真正具有大智慧和长远目光，不使这把锁在激进“藏独”的冲击下破碎，那么这把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把更大的锁解开后，总有解开的那一天；但是，他现在能解开一把锁，那就是在现在中国宗教政策逐渐开放的背景下，为中国的宗教问题解开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锁。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他能够从“三位一体”的政治人物这一标签中解脱出来，也许他可以以一个藏传佛教教宗的身份，并以一种超越政治和民族的价值信念来引导他的族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适应不了民间精神权力必须与政治权力相脱离的规律，那么“三位一体”的他根本得不到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就象耶酥对约伯说的那样：你只可到此，不可越过。（《约伯记》38章11节）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