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在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广东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我赞成前面海波的说法，讨论问题首先要面对真问题。在我看来，思想解放就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我是从两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话的。如果思想解放成其为真问题，那就意味着，一定有某个东西束缚了你的思想，要突破这种束缚，寻求解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官方正统的马列主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需要思想解放，这可以成立；如果说10年以前，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需要思想解放，这也可以成立。但现在官方正统马列主义的思想束缚早已被冲破，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被大家骂了好几年，其代表人物如张维迎，在公众场所已经是灰溜溜的，只能在小圈子内自得其乐。现在中国正处在思想多元时代，我看不出有哪一种思想观念强大到了可以束缚不同观点的地步。
如果说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好象我们面对的问题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观念问题，改变思想就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言论平台上摆出来，决策者可以借鉴。因此，今日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看不到问题所在。当局并非看不到问题，我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当局都已经看到，可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但是它无法解决，它做不到。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所谓思想解放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做不做得到的问题。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做不了”的问题。
胡锦涛也好，或者谁也好，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要推动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权体系，整个体系要有一个配合，他的意图才能得到贯彻。但现在这个体系已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上面的决策、思想，如果有损既得利益，不是出不来，就是在执行中被扭曲、走样，这样怎么可能推得动？这才是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针对性所在：他希望通过舆论和示范，将整个体系推动起来。大家可以想象，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推得动的。你说的再好，也不如他自己的利益好；他不会因为你说得好听，就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
前面提到新自由主义，有人说新自由主义没什么不好，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新自由主义本身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它并没有造成多少实际危害。因为美国并不是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设想来做的。弗里德曼反复说，这几十年来美国的自由主义越来越少了。确实，在发现新自由主义原则不利于本国利益的地方，美国是毫不犹豫将它抛到一边的。例如贸易壁垒，这是新自由主义反对的，但美国毫不犹豫就做了，对中国的贸易壁垒越垒越高，越垒越厚。
美国本国虽然不一定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对外评判时却完全使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尺度标准。这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这种标准有利于打开别国门户，符合国际资本，特别是一些跨国集团、金融资本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服务于这些利益集团，就必须以新自由主义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第二，这套话语容易削弱、瓦解“潜在对手”，不但瓦解其经济体系，甚至瓦解其政权。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在对外话语上高度认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并将其提升到一种道德的高度。
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就那么傻，完全把这一套接过来了呢？我认为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也只是在话语层面上把它接过来，并没有完全那么做。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否则不能解释国企为什么越来越大。但在话语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为什么？主要是1992年决定市场经济时，当时有一个特殊背景，反对市场化的人很多。为了减少阻力，将改革推动下去，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虽然“不争论”，但总要有一种声音出来，不能是一片空白。此时，需要选择一种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于是，将市场推到至上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与官方的要求相一致，被默许占有了话语霸权。
还有一种趋势，当时中国急于向主流国际社会靠拢，想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和国际接轨，所以就接受了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作为评判体系的一套话语。接受这个国际标准后，更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的话语霸权地位。再加上“不争论”，不同的声音迟迟出不来，使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但是必须承认，这个霸权毕竟只是在话语上的，并不是所有政策都照此去做。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为我所用。利用什么呢？主要在一个方面利用了，那就是利用这套话语把原来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放下了——不是说市场能解决问题吗？那就交给它解决好了，我就不管了。住房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政府趁机利用这个话语主宰意识形态的机会，主宰很多人头脑的时候，来了一个社会责任的大撤退。撤退的结果是，使社会的资源、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向政府转移，发生了这样的财富转移过程。
另一个转移同样发生在1990年代，由于实行分税制，资源和利益开始由地方向中央集中。这两个转移过程一发生，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就集中到了中央政府手中。1990年前期，一些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要办事拿不出钱来，现在当然没有这种情况了。那么，中央在集中财富后，做了些什么呢？主要做了两个事，一是给公务员涨工资。例如深圳地区，公务员十几年工资涨了20多倍，全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公务员这些年工资涨的特别快。另一个是给军队增加投入和经费，军队也涨工资，许多离开军队很多年的，和军队已没有关系的，不断被叫回去领钱。一个是军队，一个是政府，还有就是到国外到处送钱，免除人家的债务。这是一个方面，目的是稳固政权基础。
第二个事就是搞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基础投入。例如道路、通讯，国家投入了很多钱，就是搞了经济建设。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大。这一点，也和政权的稳固有关，使国家对经济更有掌控能力。
在这里发生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把全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中央，第二个过程是把这个钱再花出去。在这两个过程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掌握了大量权力，再加上市场化背景，于是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不断膨胀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两个过程和一个市场化的背景，使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庞大。特殊利益集团原来也有，包括1990年代以前，也有腐败，也有特殊利益集团，但它可以膨胀到今天这种程度，影响力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上面说的过程与背景分不开。
既然这样，不管是广东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发展”虽然还能进行一段时间，但这个“发展”绝对不会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持久。例如，要科学发展，就要关注民生，就有一个分配公平的问题，就必须触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特殊利益集团以权力为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成为“利益相关方”，他们不支持，再好的建议都出不来。也有可能出来，但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被扭曲。所以说，真的要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话，首先不要说那么多大话，不要唱什么高调，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的解决，最终又会绕回到这个关键点上来。现在的领导人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胡锦涛多次强调党和腐败势不两立，不反腐败就是死路一条。这些话都说了，但就是做不到。迄今为止，我也没看到体制内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成熟方案。
这才是中国的真问题，而且是总问题。
二，回应前面飞龙和安东关于思想解放的不同意见。我同意安东的说法，新自由主义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势力，甚至在体制内高层也有很大影响。但是，这已经不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不能让它存在，不能让它有影响，那你就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试图统一思想了。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有东西把思想禁锢了，你要将它解放出来。我们现在能够在这里骂新自由主义，包括在公共舆论范围也好，在体制内外也好，都有这样的声音存在，所以我觉得新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禁锢思想的能力，也就不是解放的问题，而是各种不同声音在交锋的问题。就算是新自由主义，也应该让它有存在的空间。自由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好，作为多种声音之一，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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