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 纵观毛泽东一生，虽有反官僚，反特权，放手发动群众的一面，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对不能损及他本人的权威，必须保证他自己能够驾驭局面。对于那些直接针对他本人的反官僚、反特权和发动群众行为，毛是保持高度警惕，随着准备予以严厉打击，毫不心慈手软的。因此，既要承认毛反官僚、反特权、依靠群众，确有其真诚的一面；也不能不承认毛的不容触犯，是认真的。在毛身上，既有理想主义的浪漫，也有现实主义的严酷，这是毛自己说的猴气与虎气的统一。这种统一，使毛与其他官僚、特权的关系，多少具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毛是否有意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接班？这一直是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对这一段被中断的历史，不可能有直接可得出结论的证据，只能凭“有关线索”进行推测。最近，看到一个资料，似乎佐证了毛对儿子的培养和期待。文革中，毛曾一度有意培养王洪文“接班”。他在给中央领导人介绍王洪文时说：这个人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我们要了解工农兵的想法，还要下去进行调查研究，王洪文自己就是集工农兵于一身（大意如此）——众所周知，集工农兵于一身，这正是毛为自己儿子设计的发展规划。既然连毫无背景的毛头小子王洪文都可凭这一点成为接班候选人，毛的儿子又为什么不可以呢？甚至可以猜测，毛之所以看上王洪文，或许在感情上、心理上就有着“毛岸英情结”的因素。毛岸英只要完成“集工农兵于一身”的全过程，毛的支持者就有话好说了。到时候，并不需要毛自己说什么，自然会有人抢着说；毛本人只需勉为其难地“被迫”同意“同志们的集体意见”即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幸运的——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偶然，改变了未来中国的轨迹，使中国人不至像今天的朝鲜人一样，仍活在某氏王朝之下。否则，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不可能有今日之中国。毛的儿子的中国，只可能比华国锋更加遵循“两个凡是”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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