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政府在政权交接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做了某些“台独”媒体眼中的“最后一件蠢事”：宣布成立一个20亿元新台币的四川赈灾计划，第一阶段由政府投入8亿元，其中7亿元现金将动用第二预备金，1亿元则由农委会组织两千吨大米支援灾区；第二阶段则募集民间12亿元，除公务员捐出一日所得共约2亿元，其他10亿元由社会各界募集金钱和物资，投入灾区重建协助工作。
即将卸任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指出，这是台湾政府首度以政府名义捐助中国大陆，也计划透过两岸红十字会进行交接转送，台湾海基会也在第一时间发函告知大陆海协会。海外媒体观察家敏锐发现，台湾有关当局这次迅速跨越“赈灾政治化”，让人刮目相看。
两岸跨越心理障碍
即将就职的马英九日前以个人名义捐出20万新台币，以示对四川灾区民众的关切之情；国民党以党的名义即时致函中国共产党表示慰问；连战也以个人名义致函胡锦涛；台湾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民间宗教慈善团体组织救援队赶赴灾区；台湾企业界连日来已捐出4亿元人民币；具有救援经验的台湾搜救队也已飞往灾区；而第一架运载救援物资的飞机也在5月15日飞抵成都。这种“黄金72小时”内官方和民间的快速反应，在过去八年未曾一见，因此受到了关注和瞩目。
可以对陈水扁政权“首度以政府名义募款捐助大陆”作出“泛政治化”的解读，但无论这一决定是基于“血浓于水”的情感认同，抑或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毕竟不能被视为“恶意寻衅”的范畴。这个赈灾计划将由刘兆玄主持的新内阁付诸落实，而赈灾计划募集的对象涵盖社会各界，势必也能逐渐体现出人道考量以及中华民族的关怀。这样的普世价值和人道情怀，在台湾是有广泛的认同基础的。过去八年那片“去中国化”的政治喧嚣声，那刻意鼓动起来的政治疏离感，那诸多种种的政治冷漠和敌视，在这场灾难的冲刷之下，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历史的拐点以及任何事物量与质的飞跃，往往在一个意外和偶然或者不经意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实现。
回归到政治层面看台湾政权交接前的赈灾计划，以及社会各界的正面回应，可以获得最强烈的印象是，四川大地震似乎有意无意给两岸关系跨越“赈灾政治化”的人为和心理障碍，提供了一次可遇不可求的突破契机。这就是笔者提出两岸政治互动的“汶川时间”的特殊理由。
一切争议都变得无关紧要
也许是历史的另一种巧合，四川大地震的发生以及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社会各界反应，刚好也发生在马英九就职之前。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在保持缄默二个月之后首度发言，对马英九曾经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政策承诺以及即将发表就职演说中的两岸关系政策阐述，给于正面的回应。据说马英九将在就职演说中对北京释放高度善意，双方的交集和契合点在胡锦涛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上，似乎也找到了新的衔接。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一个分裂的国家，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有如此密切和纵深的融合和交流，它使得导致两岸政治分裂的症结和各自对“一个中国”的诠释和解读，在这场山河变色、地动山摇的灾害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苦难让两岸民众同哀，若是再因为“泛政治化”而无限上纲上线，重复九二一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消极对待大陆援助的错误，那么，北京曾经占据的两岸政治互动的高屋建瓴和宽松包容气度，就会显得小家子气而贻笑大方。
迄今为止，北京对萧万长在博鳌论坛上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争取双赢”尚未作出正式回应。显见，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正视现实”对中共对台决策体系而言，仍其众所周知的难点。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里的持续、纵深互动。
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台湾各方面迅速释放的善意，在时间点上的选择是适当和必要的。
两岸交往从赈灾开始
首先，此时释放的善意以及20亿元的赈灾计划，势必会获得主流民意的积极回应，吻合了台湾主流民意期待五二零之后两岸关系更趋和平稳定的主观意愿和需求。即是说，陈水扁政府对类似的灾难事件原本就有提供决策采纳的预案，预案的设计迎合了主流民意的需求。孤立地进行“泛政治化”的想象，容易忽视它和主流民意接轨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点，进而将其拒之门外，其负面效应必然会导致台湾社会的情绪反弹和疏离感的增加；
其次，此时释放的善意以及20亿元的赈灾计划，具体落实的层面是在马英九主政之后，一方面这是陈水扁政府有意无意留给马英九的“政治遗产”，对一向将其视为“台独”死硬分子的北京当局，也有一丝半点的揶揄和反唇相讥；另一方面对马英九有意释放的高度善意或许是一个催化剂。但更为关键的是，它更是对胡锦涛十六字箴言诚意度的检验和测试，重点不在争取双赢，而在北京将如何“面对现实”。
最后，也必须将四川大地震视为台湾朝野“机会主义世代”再度进入两岸政治博弈之前的一次热身。日本媒体注意到，马英九当选之后，台湾社会的中国情怀有“死灰复燃”迹象。诚如有评论指出，两岸之间的搁置争议，其实搁置之后，就意味着逐渐向没有争议、增加互信和共识转化。从北京台办即时正面回应台湾多次要求协助救援搜寻的要求观察，相信大陆也将有跨越“赈灾政治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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