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宣布调查大半年之后，令计划在7月20日晚间被官方公布“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告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等官方措辞，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太过抽象。多维新闻认为，官方隐晦的措辞背后，证明了令计划背后的“西山会”，以及西山会中，以令计划为首的官员们确实大搞“党内有党”、“山头主义”，对政治有所图谋。
在中共历史上，并不乏一些党内的反山头主义的斗争。比如，长征路上，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险些造成中共和中央红军的覆灭。建政后的十年文革中，中共内部再一次发生了“四人帮”结为政治团体，大搞宗派活动、企图在毛泽东去世后篡党夺权的派系斗争事件，让当时的中共元老们心有余悸。当年叶剑英与华国锋等人与陈云商议如何处理“四人帮”时，陈云曾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据称，陈云认为武装抓捕“四人帮”固然痛快，但是会给中共留下党内武斗的危险先例，所以要说“下不为例”。
“党内有党”死灰复燃
但是显然，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们忘了类似四人帮的“团团伙伙”如果不加防范会很快死灰复燃。大概是从八九学潮过后，中共甚至开始忌谈党内的派系和“山头”。
但是在邓小平过后至十八大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由于缺乏政治强人，之前党内派别演变成官场帮派，高层官员逐渐各自为政，中下层官员也开始利用同学、朋友，亲属等编制自己的官场圈子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军队，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根本不遵循任人唯贤原则，绝对任人唯亲，这种“亲”除了亲朋好友关系，更重要的还有利益交换，令买官卖官之风见长，行贿受贿之气更盛。
但是这种官场派系的危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高层的注意。以会所腐败为例，早在赖昌星的“红楼”时期，会所这一商业形态就开始走进了中国官员的生活，成为了某种暧昧不清的桥梁。在这里，权钱擦身而过，为不可告人的交际提供着不可告人的隐秘。会所由西方舶来，却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中，被笼上了一层特殊的阴影。据报道，鼎盛时期，仅北京市的会所就超过一万家。
2013年年底，中纪委忽然发出通知，要求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细纠其背后的原因，盖因罗昌平《打铁记》中揭露的，“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山西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 “谁手握著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虽然并非明确的政党，但实际已有派系之分，具备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存在一致的政治目标。”短短的几句话，将中共“党内有党”的不堪事实亮于光天化日之下。也让《环球时报》口中“对权力很低俗的迷恋和迷信”的令计划开始曝光。
其实，不仅是西山会，在习、王随后的反腐中，中国政坛上这类见不得光、此前甚至不许媒体揭露的隐秘勾连不仅接连被曝光，官方更以允许媒体报道来证实其存在。和“西山会”类似的“盘古会”、“茅台会”也逐渐被媒体曝光，这些权力与财富勾结的官商平台，宛若结节于中共血管中的栓塞，成为腐蚀中共组织体系的存在。新华社旗下的“中国网事”更罕见承认，党内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由于领导干部任用私人所形成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
直面现实更需警示后人
其实，在刘铁男倒台前的2013年3月，上任不久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中共党内“小圈子”的注意并在党内达成了同一意见。当时的中组部曾印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强调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以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织，也不得确定召集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这则新闻后被多家中国境外媒体冠以《习近平忧党校成官员拉帮结派》的题目发布。
与这则消息同一天编发的，还有两条同类新闻：《张德江：坚决防止搞“小圈子”、凭个人好恶用人》、《张高丽：决不能团团伙伙、拉拉扯扯 搞“小圈子”》。一天之内由两个常委和中组部分别发表坚决防止搞“小圈子”的三篇文章，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有习近平下令了才会有此联合行动。
事实上，正如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说：“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如果说大多数的官商勾结，比如很多算贵子弟的朋友圈，都是以钱财为目的，纯粹是为了物质利益考量。那么到了周永康、徐才厚等高级官员这里，已经是权力和物质都要兼顾了，习近平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如果周永康在薄熙来落马前，将政治局常委对其处理决定提前泄露给薄熙来的传言真实，那么，这正是对习近平上述发言的例证。
而薄熙来、令计划这样的官员，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似乎已经不以物质利益的追求为主，而是以物质利益链为跳板，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当初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令计划在十八大前的拉票行为，都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罢了，所以在令计划被公告“双开”后，《环球时报》在社论中指责“他不像是一般的违法乱纪，而更像是一个位高权重者的野心和私欲严重膨胀”。
如果说2013年中共在审判薄熙来时，中共因为是改革开放后首次公审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而有所忌惮，没有从政治上指控他。那么习近平当政两年，迅速牢牢抓住党政军大权后，他对周永康、令计划等人的指控就不再畏首畏缩，只限于“贪腐”一项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等官方用词，毫不避讳的揭开了他们政治结盟甚至篡党夺权的真实面目。
现在回过头看细看十八大后的两年多来，反腐利剑瞄准党内“团团伙伙”，“门客、门宦、门附”，消除帮派政治的生存空间，这才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反腐的最终目标。此前，舆论盯住几头“大老虎”，认为中纪委“剪裙边”、从外围逼近核心的过程，只是擒大虎的策略。现在看来，“剪裙边”不是策略，它本身就是目的，中共高层反腐不是逮住一两头“老虎”，而是要将特殊利益群体来个一锅端。严惩衡阳贿选的事件，已说明习近平不相信“法不责众”的那一套。而剿灭式的反腐，实际是要清理中共政治生态。
我们相信，在第五代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中共有能力消除“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等党内内讧的存在，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中共不采取制度上的防范，谁又能保证“团团伙伙”在今后不会再次出现？(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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