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有战后中美合作的政治安排，即：二战后期美军在中国登陆，中美联手从中国进攻，全面占领日本。进而，主要在美国帮助下，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建立一个内政上实行民主、外交上不一边倒而是对美苏平衡外交的联合政府。以这样的中国为远东头号强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头号战略伙伴。
但这设想没能实现。原因之一，是1944年的湘桂大溃败，让美国当局对中国军队彻底失望，认为中国军队不具备配合美军远东作战的战力，不得不转而希望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最大限度减轻美军在远东战场的代价。遂有雅尔塔密约和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这决定了战后远东格局的天翻地覆，罗斯福原来的政治安排无从实现。中美两国非但不再合作，反而成了死敌，彼此都付出了高昂代价。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中美战后合作实现，可以想像一下，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光景?那样的战后合作，无疑从二战中的中美同盟延续而来。而二战中的中美同盟不只是利益的结合，更是价值观的结合：中美同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部分，反法西斯本身就是价值观，这价值观后来更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奠定了联合国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价值基础。显而易见，如果罗斯福的战后安排得以实现，战后中美合作将具备同样的价值观基础。今天的中国，还会距文明那么远么?
今天的中国，物质上可能正在富起来，但物质上的富并没有换来精神的富有及相应尊重。腰包鼓鼓的中国游客在境外尤其在港台遭遇的普遍恶评，足以说明一切。不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在文明上走了太多弯路。这才是二战后中国错过的最大机遇，蒙受的最大损失。重建文明、文明转型，因而是当下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这就需要新的对外开放。三十年前的对外开放主要为了经济，今天的对外开放应主要为了文明。三十年前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主要朝向美国，主要经由中美经济合作来实现。今天文明上的对外开放，仍应主要朝向美国，主要通过中美文明交流来实现。
中美文明交流而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跳板不容忽视，即东亚儒教地区，如韩国、如台湾、如日本，他们政体上都向美国看齐，文化上也都跟美国文化深度交融。但这并没有导致其儒教文化的消亡，反而只是极大提升了他们的整体文明水平。文化差异仍在，但文明上显然大大趋同。他们的整体文明水平，已经无可争辩地远远超过了曾经同为儒教地区的中国大陆。尤其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同文同种，文明上却几乎是两个世界。
以东亚儒教地区为基地，从文化上、文明上反攻或者说反哺中国大陆，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文明重建的有效路径。但这却不能不遇到一个大钉子，即反人类的、反文明的、野蛮的北朝鲜的存在。
这种背景下悄悄到来的第二次朝鲜战争，其价值底色由此注定。一如当年中美共同投入的反法西斯战争，悄悄到来的第二次朝鲜战争，将又是一次文明对野蛮之战。而这场文明野蛮之战如果真的来临，将是中国文明转型的新机遇：它将拔掉北朝鲜这个文明之路的大钉子，东亚儒教地区即韩国、台湾、日本将可以连成一气，重整之后的东亚文明直抵中国，对中国内陆的辐射和带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今年三月二十号我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曾主张以中日韩自贸区为基础，建设中日韩命运共同体。但现在看来，命运共同体在地域上仅有中日韩是不够了，必须加上同文同种的台湾;内容上仅有中日韩自贸区更不够了，必须加上经历了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儒教文化。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经济上相依为命，东亚命运共同体就可以足够强固，文明上就更容易互相提升齐头并进。
中国文明转型的这个新机遇可能即将来临。不仅因为朝鲜半岛已经战云密布，也因为美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有利的战后安排：美国《国家利益》近日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观点称，美国应该给中国一个没有美国驻军的、中立的、“芬兰化”的朝鲜半岛，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这一专家建议充分考虑了中国情境，如果为美国决策层所接受，不仅将扫除战时中美合作的障碍，也可能扫除战后中美合作的障碍，中美合作前提下的中日韩命运共同体，将可以迅速走上正轨，前程无量。中国将有机会跟韩日台一样，深深地嵌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有机体之中，同时仍不失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罗斯福总统，晚年一定会深深地遗憾，中国人民错过了他主导的那次历史性机遇、文明转型的机遇。当现在机遇又一次悄悄来临，我们还会错过吗?我们还错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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