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周三，纽约哥伦布环岛，示威的人群在抗议唐纳德·J·特朗普当选总统。2016年11月9日的凌晨，我站在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酒店楼下，这里是特朗普获胜后举办私人庆祝会的地方。当时，我看着这个一夜间变得陌生的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挥动着旗子，大声地喊着“lock her up!”（把她关起来）；希拉里的支持者涌来抗议，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争吵；世界各地的媒体和几十辆卫星直播车驻扎在希尔顿楼下，在播报的间隙，主播们表情凝重地整理稿件；小贩们带来一大批“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帽子在人群中兜售，夜色和路灯下帽子上的粉色、红色和白色都变成了奇异的色彩；NYPD（纽约市警察局）的警车上红蓝相间的警灯扫过每一个人的脸。那个夜晚仿佛有一个世纪那样长。
我从加州激进的自由派大学走入纽约市另外一所自由派的高等学府，特朗普的当选让我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窥探到了一个与我的学术小世界完全隔绝的美国。大选前，我对“锈带”(Rust Belt)以及这些衰落工业区的政治分极知之寥寥，美国中部对于我是遍布着国家公园的优美的乌托邦；我关切美国的种族问题，但从没想过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能够使得极端种族主义者再次抬头；我听了太多受众局限的话语，甚至幼稚地认为，全球化对每个人都有益处、社会大众迟早会接受左派推动的进步议题；至于特朗普和他背后的政党所鼓吹的很多政策，我继续选择性地无视，它们在我眼里是“落后”和“倒退”的化身；在美国四五年的经历告诉我，人人平等、尊重女性、尊重少数族裔几乎是无人质疑的共识——直到特朗普的崛起戳破了我所躲藏的那个“自由派气泡”(liberal bubble)。
特朗普的当选让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气泡被许多人所诟病。有人认为，它里边的人本身就是有特权的精英伪君子；它用自由化的理想来粉饰不同的社会利益与价值观，它用人们厌倦的官僚化的“政治正确”来掩盖或简单化种族冲突与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经济问题；它把大部分大学与城市隔绝在美国广袤的郊区与农村之外。结果，它让那些“聪明的”自由派读书人无法认同美国另一半的人对奥巴马与克林顿的激烈不满。这个支持川普的“另一半”们当中，借用克林顿的话，有不少被主流媒体和建制派政客认为是“可鄙的”人(deplorables)。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清一色地在支持克林顿竞选。而当这些“另一半”们用选票把特朗普送入白宫，证明了自由派一定程度上的惨败。
也许任何一位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选都有“局内人与局外人”之感。
我，和很多留学生的经历相同，在美国精英们讨论的漩涡中读书，耳目触及到的都是教授与大学生研究生们之间的探讨。特朗普当选后几乎每个留学生的信箱里可能都躺着一封或者几封教授发来的邮件，表明自己对大选结果的震惊与沮丧，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为了照顾学生的情绪，延后了期中考试日期。这个时候，我们是与他们一体的，我是一个同悲同喜的局内人。我在加州有很多拉丁裔的朋友，他们是受惠于奥巴马任期的DREAM Act（梦想法案）的“dreamers”（该法案可以为16岁以前随父母非法赴美、在美连续生活5年的无案底非法移民提供一条入籍途径、协助他们上州立大学等)。我听过他们讲述从墨西哥穿越边境来到美国的梦一样的冒险经历，知道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没有护照，无法出国，他们的家人在担忧随时被驱逐的风险，我的同理心告诉我，我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身边有身为留学生却不遗余力为克林顿的竞选摇旗呐喊的朋友。也有在克林顿败选后，听着败选演讲从纽约的SOHO一路痛哭到东村的朋友。我也不乏在特朗普获胜后，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迅速把我拉黑的特朗普支持者。这次大选将会深刻地改变我身处的社会，它挑战了我的价值观，它曾经让我愤怒、窃喜、担忧。这时我无法单单做一名看客。
而我也是局外人，无法投票，无法切实地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感受后大选对个人的直接影响，无法体会例如医保、种族配额等等热门议题施行后的利弊。生长在一个政体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们都或多或少观察着这个世界上最瞩目的民主国家的选举。然而这场被谣言、阴谋论、FBI的“邮件门”调查以及桃色新闻横加阻碍的选举，仿佛使得这种民主的优越性黯然失色，留学生们又回头看看中国，仿佛中国不少媒体说的“西方社会在衰退”的戏码确实在上演，从小耳濡目染的“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在逐步自我证明。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曼哈顿，在特朗普的胜选演讲之后。我曾经在《博客天下》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华裔母亲选民：收获了总统特朗普，却失去了支持希拉里的儿子》，文章暗示了华人移民的投票趋势：在美国以外出生长大的第一代移民倾向于投特朗普，而在美国出生或长大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多数投给了希拉里，因为第二代的华人政治选择与“社会排斥程度”为正相关。这不仅仅是代际鸿沟，也折射出了观念结构与具体经验的区别所导致的对大选的一分为二的期待。第一代移民更倾向于抱团，在华人圈中社交，万事说中文，使用中国逻辑。而第二代移民从小生长在美国，更为融入，对“纳入美国主流，拒绝种族歧视”的期待值更高。留学生如我，仿佛是一个卡在中间的尴尬观众：既有第一代移民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又与第二代移民们——我的同龄人们，接受着相同的美式信息与教育。
作为无法投票的“0.5们”，留学生群体内部政治光谱的分化也非常剧烈。“克林顿”与“特朗普”的二元论叙事在许多中文媒体上非常常见。而在许多留学生心中，也许这次选举最大的输家，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谣言、阴谋论一轮又一轮地被中文自媒体推到大选讨论中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因为克林顿的意外败选而开始自我反思，这样的反思搬迁到中文语境后被滥用，成为了美国选举体制与媒体衰败的直接证据。我自认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没有明确的政党倾向。虽然特朗普的当选让我惶恐不安，但是，许多中国人与留学生在对美国庞大的政治体系和严谨的严肃新闻业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彻底否定它、嘲弄它，是我更不希望看到的。
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光谱左右两极的人数都在逐步增加。对于“0.5”留学生们，这样的分化也同样在加剧。在知乎上，支持特朗普几乎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有人赞扬特朗普是美国的改革者，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但奉行实用主义，是美国版的“邓小平”。在知乎多个几千赞同的答案中，特朗普被奉为打破虚伪“政治正确”的“敢说真话的人”。微博上，用户名为“波士顿快报”的账号在大选后第二天提问说“大家今天上课/上班的环境氛围还好吗?”下面是清一色的留学生在评论，其中一个过四千赞的留言说，“特朗普是反对非法移民，不是反对移民。希拉里上台不全是老墨在这黑着几年拿身份然后享着我们纳税纳出来的福利？留学生但凡想留在这儿工作的都不该支持希拉里……然而希拉里政治正确，左右大波媒体和资本渠道，支持特朗普的哪敢发声？”也有留言直白地讽刺了无法承受大选结果的“玻璃心”的美国人。这样的言论极有代表性。留学生中的特朗普粉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崛起以及他要打击非法移民和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势头和言论，应该会在某种程度上，将种族歧视和排斥移民合理化，将种族言论的后果冲淡，让他们可能因为特朗普当选而更加有底气去为所欲为。
这样的保守倒退，恐怕也体现在未来对留学生工作签证的发放政策上。作为一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毕业后去留问题的美国学生签证持有者，这次大选释放出的信号对于我来说多样又复杂，然而，作为一个文科生，在我看来，唯一清晰的是未来的蓝图越来越不友好。H1B、绿卡，如何得到这些毕业后最为急迫和实际的追求，对于许多想要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留学生们，答案又模糊了一些。特朗普执政后的不确定性、政策的频繁更改，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种族问题都成为了悬在留学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近几天的社交媒体上，我的朋友们都在频繁转发关于未来留学移民政策额预测的文章。虽然很多文章是在捕风捉影，但能从中窥探到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如果说毕业后的去留和就业问题尚未到达眼前，那么“政治正确”被污名化的恶果可能已经在我身边登陆了。我无法理直气壮地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例子和特朗普的当选有任何因果关系，然而，“grab them by the pussy”（“抓女人下体”，这是特朗普在2005年的一段录音中对女性极不尊重的一句话，这段录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样的噩梦确实在我朋友的身上发生了。11月16日，在梅根‧凯利（Megyn Kelly，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无党派人士，在她的新书中披露自己被性侵的细节）的新书发布会上，一名白人男性观众邀请我的亚裔女性朋友坐在他的大腿上，还非常挑衅地说“I don't know if this is racist or sexist, or both?”（我不知道这是种族歧视还是性别歧视，或者都有？）。最讽刺的是，梅根‧凯利也曾被特朗普羞辱过，在第一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大会上，主持人凯利对特朗普的犀利提问激怒了后者，他对CNN咒骂凯利“她全身到处流出血”。
即使在最为包容的城市纽约，也有人担心，越来越多的让人担忧的言论会被肆无忌惮地释放。从前一阵子的《纽约时报》华裔记者Michael Luo被衣着得体的白人女性喊“滚回中国”，再到我身边朋友因为她的性别与肤色被如此骚扰与挑衅，我很难不把被特朗普的言论所改变的大环境和我身边的例子联系起来。在艾奥瓦州的某高中，一名15岁的伊斯兰少女被一位素不相识的男生咒骂让她“回家去”。而她是一位美国公民。在华盛顿，“另类右派”（alt-right movement)在庆祝特朗普的当选，这些蛰伏在网络上多年的种族主义者们认为他的当选是社会的一个觉醒。
大选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周一，在一门国际史的课堂上，我的教授对着班里20多个硕士生和博士生，用疲惫的语气说：“我可以和你们谈谈大选，然而我不想谈。”而之前的一节课，这个教授还在频繁抱怨大选日快点来临以便“一切都能赶快结束”。我的另外一位教授在课堂上用了20分钟时间让我们听刚刚去世的歌手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未来》(The Future)。这首歌写于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当时世界大变，人们不知道苏联垮台后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歌词说，“还给我柏林墙，还给我斯大林和圣保罗......所有的一切都在恶化、恶化，什么好事都没有，没什么事情你能再把握得住。”这首上世纪的歌，在这个节点，无比应景。我突然非常同情这些被大选结果打击到的自由派教授们，他们很多人都成长于民权运动时代或后期，几乎用了一辈子教授自由派的民主政治，但是这次大选让他们发现，几十年的付出有可能只是在破碎的社会镜面上描画，他们还对这样的成果顾影自怜。
11月12日傍晚，我路过位于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时，看到楼下的示威者仍旧在逗留。我穿过那些游行的队伍，大选日结束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作为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能见证这次变革，无疑使得我自己变得更加从容与强韧。我不知道与我一样的留学生们从这次大选中失去、收获或是撷取到了什么，令人更加迷惑的是，真正的变革，还横亘在眼前，而我们也许对它一无所知。
Afra Wang（王曌），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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