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网贴下，聚起对一名拥有诸多头衔的名校教授的系列性骚扰指控，最终一名女博士站了出来，用实名代表女学生们发出了公开指控。学校启动调查，看似态度端正，却迟迟没有结论，看来是因为“证据不足”。一位知情者说：“对性骚扰来说，她们（注：指投诉的女生们）已经提供了很完整的证据链，但对方（注：指北航校方）却以性侵案的标准，要求提供更多证据。
当性骚扰举报走入这样的困境，可以看到的是，与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这两种权力不对等是同构和相互掩护的。父权性的权力体系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对其内部各层级成员的普遍的系统性的保护，这是体系对内维持效忠，对外保持合法的关键之一。因此，要一个这样的权力体系例如大学，和一个早已与其利益共生的长期成员切割，简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开，或者把盐从水里抽出来一样困难。当然，前提是女生的性别权利对这个权力体系来说始终是外部及无足轻重之事，否则，换一种情况，成员们一旦触犯了体系本身的利益的威权，遭遇严刑峻法的也比比皆是。
因此，女生们其实是有点与虎谋皮了。不仅当事人，当所有关心女性权利的人设想性骚扰的体制性解决的时候，都需要首先正视体制本身作为父权共同体的利益属性；基于那个看不见的内外之别的设置，体制早已拥有通过什么都不做来消解性骚扰投诉的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一个运作中的结构，如同生命体一般，必然留有空隙。要求彻底摧毁所有这一类结构，是只可想象的革命，而所谓改良，前提是完全承认权力的合法性。但通过问责与施压，迫使体制放弃其所设的上述内外之别，将女性权利在权力结构中内部化，同时也削弱结构的父权属性，这或许可以称为改造，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二元选择之外的社会方案。那么女性要做的，就是将诉求推入议程，促使“妇女的问题“被承认为公共问题。
所以，全国各地的女生们，在北航事件的激发下，组织起了针对各大学的反性骚扰机制联名倡议。每天都有新的学校加入，其中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网上联署在被删除前征集到了300多个联名，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也很快有上百人加入。要知道，这些都是在网上不断被删帖，网下有参与学生被“谈话”的条件下做到的。雪球正在越滚越大，发布者采用了种种巧妙的反审查技巧，努力争取让信息停留多一天，多一个小时，能争取到更多签名，审查也并没有阻止更多人参与。
历史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近到就发生在一个人的手机里。一个例子是，一位曾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学生，在加拿大的课堂上听到了关于Me Too运动的介绍。后来，当北航事件被曝光，她在微博发起“Me Too在中国”的标签，几天后就有了230多万的访问量。几天后，她成为致信川大呼吁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发起人，一天当中就收到265多个校友联署。“哪怕是不知名的个体的撼动也是巨大的“，她说。当今社会，正在努力将每个人碾压得卑微而无力，并且切断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事实证明对权利的执念无法麻木，人们永远在伺机而动。观察各种自发的权利倡议事件，你会发现，勇气，策略，技巧，以及权利论述的话语等等，在人群中不但没有失传，反而更发展——艰险的环境反而锻炼和激发了人们的能力。
短短几年之后，大众媒体已经失去制定公共议程并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扮演中介角色的能力。相继的是社交媒体成为直接交涉的领域。虽然处在被删博与被操控的层面之下，而且微博的氛围直露，激烈，甚至凶险，但其仍然是别无选择的公共发声平台。微信则提供了在进入这个平台之前酝酿与串联的时空。
对于校园性骚扰指控，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大学的回应有所区别，有强行勒令删帖的，有做官僚式回应表示“可以考虑”却不做明确承诺的，也有与学生对话，显示积极姿态的同时却要求学生不再传播的。总的来说，大学最希望消除的就是公开化，以及以官僚化的方案拖延和消化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和许多学生建议都石沉大海相比，各大学的迅速反馈，首先说明校方感受到这次倡议的潜力，而且无法否认其正当性。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大学以及所有这些父权性的权力体，如何能够让步，接纳女性权利的内部化。答案是这并不能在权力体内部完成，以及既不能靠良心发现，也不能靠鼓励性的利益引导。如果既有的利益结构能满足其成员的目前需要，那么结构就没有动力去开放和改进，并且会敌视变化的要求，因为那意味着利益让渡和损失。如果这些权力体意识到自己会付出代价，并且没办法逃脱支付代价，那么其利益计算方式会改变，也就有可能承认女性权利为其一部分。例如，为什么凯文•史派西被《纸牌屋》开除？一定是因为制作方不仅心知凯文•史派西的性骚扰过错确凿，而且明白不与他切割的代价更大。当一个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性骚扰不可逃脱惩罚的普遍规则，那么，各个权力体基于其利益计算所做出的选择就可能不再一样。
我指的并非是倡议者可以向权力体投机，也不是指父权体制容易被改变。我指的是，体制本身并没有人格和信仰可言，其同盟既是强大且紧密的，但也有被“活动”的空间。有人说中国没有西方女权的革命土壤，实际上，自第一波选举权运动之后，西方女权运动宣称高调然而所实际施行的称不上革命路线，多是在其既有政治体制之内的合法倡议。而在中国大不相同的政治环境下，最重要的是对直接行动抱有信心：看新生的青年行动群体的示范，她们专注于具体而现实的议题，使用力所能及的资源和策略去自我组织，清醒，务实，立即行动，不说大话，不抱幻想，也不那么容易被压制和安抚。当我自己也亲身参与到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倡议联动当中，最让我感动的，甚至不是这些青年人在当下还敢做公民行动的胆量，而是她们的见识与智慧。想做社会改造，就不能陷入因忧思而绝望的困境，就总要寻找解开死结的方法，而这正是这些行动主义理念的青年人正在实践的。
我不知道各大学是否能就此出台防治性骚扰的制度——这甚至不是我所期待的，更重要的是营造全民性的氛围——中国不仅有一个北航，一个陈小武，当更多青年发声，社会一定不同，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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