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美国目前的问责体系,但它看起来并不美妙。自从12年前通过《不让孩子掉队》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以来,评判教师的方式一直基于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实在是太简化,正如马克·S·塔克(Marc S. Tucker)在其新报告《整顿全美教师问责制》(Fixing Our National Accountability System)中指出的,那是用考试来决定哪些老师可以保住饭碗,哪些又会被解雇。这一制度让教师愤怒、难堪,是师资队伍离职率如此高的一大原因,就连许多最优秀的老师也因此放弃了教职。
假如这种问责制真的意味着公立学校学生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倒也都值了。但是,塔克写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对促进学生的表现有所助益。”与此同时,基于考试成绩的问责制正在“对教师职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塔克是教育政策方面的老前辈。上世纪70年代,他在国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工作,随后在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任职。1988年,他成立了全美教育经济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他近期告诉我,这家中心的信条是,为了满足全球化经济的要求,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重新设计,以取得好得多的成效。
成立中心后不久,塔克开始悉心研究在重塑教育体系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城市。他得出了两条深刻见解。首先是要极为尊重一个事实,即取得最佳教育成果的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同样一套方法。其次是全球没有其他地方采用了美国的改革方案。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相信,通过简简单单地搞一套问责制就能形成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他说。“我们彻底误入歧途了。”他的肺腑之言是,美国应当研究那些奏效的地方,而不要抱残守缺。
一个有效的措施是,将教书视作一种高级职业,让老师成为专业人士。这意味着,教师的薪水可与其他专业人士媲美,他们要有职业上升通道,去名牌院校学习专业知识,是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而非垫底的人。我说美国城镇地区的财政负担不起让教师与工程师或律师收入相当的成本,塔克对此予以了驳斥。他说,除了个别例外,教育系统最出色的地方,在中小学生身上的人均花销均远低于美国,但教师的收入却大大高于美国。
“他们并没有花更多的钱;只是花钱的方式不同而已,”他说。
塔克并非要废除考试,但希望减少考试次数,并且变更考试目的:在教育成效好的国家里,考试的存在是为了让学生负责,而不是教师。他写道,与此同时,在“多数这样的国家里,对学校和教职工问责的主要方式是高调地公开每所学校的考试平均分,往往高调到上新闻头条的地步。”
当某所学校表现不佳的时候,这些教育成效好的国家不是解聘教师,而是“运用数据来决定,哪些学校需要让督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去访问,而这些督学都是在教育方面德高望重的人物。”
塔克心中设想的教师问责制与律所里的律师问责制类似——同事之间互相负责,而不依靠什么外来力量。不做出相应贡献的人会遭到解雇。那里的风气是员工互助,以便更好地为公司利益服务。成功晋升的人得到更高的薪水和地位。
教师工会能同意这样的计划吗?工会当然必须舍弃一些目前拥有的东西,比如对工作规范的控制权。不过,他们将能获得多得多的东西:“管理层将重新掌权,并为教育成效负责,但专业教师将被赋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为彼此的工作质量负责,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专业人士别无二致。”
随着我们的谈话接近尾声,塔克告诉我,他正与肯塔基州展开合作,以执行自己报告中列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如果能在那里奏效——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会不管用——或许我们将终于开始摒弃对基于考试的问责制的死守,终于开始遵循每个成功国家的作法来重塑我们的教育系统。
作者乔·诺切拉 2014年09月02日。翻译:黄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