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之后，美国会有怎样的总统

　　【奥巴马如今焦头烂额，在国内，问题频出的医改网站被曝烧掉21亿美元；又因对军人随意“挥一挥手”，陷入“拿铁敬礼门”。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在联合国演讲中，将俄罗斯与埃博拉、伊斯兰国并列，引起一片哗然。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一度被寄予厚望，现在，批评奥巴马似乎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美国《外交政策》集团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夫刊文质疑：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能否得到拯救？著名政治学者福山与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撰文抨击奥巴马应对伊斯兰国的政策。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但许多由希望到失望的美国人，目光已经投向“后奥巴马时代”，希拉里也蠢蠢欲动，为2016年参选总统造势。

　　美国政坛存在一个“历史规律”，即总统轮回说。那么，奥巴马是哪一类总统？在他之后，又会有怎样的继任者？】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如今进入收官阶段，而新一届的总统大选也开始预热，众多有意竞逐白宫的候选人都在摩拳擦掌。但不论下一届总统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都很可能在两个历史规律的作用下进入一个短暂的衰退期，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将是摆在几个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美国的政党重组

　　“政坛重组”是美国政治史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基本上每隔三四十年美国政坛将会出现一次大洗牌。各方势力会借所谓的“关键性选举”的机会合纵连横，在同一个政党下形成新的选民结构，然后这个利益共同体会在内外作用下逐渐瓦解，直到新一轮的重组彻底打乱旧秩序形成新的选民结构。比如说同样叫民主党，杰克逊时期的民主党、富兰克林时期的民主党和如今的民主党的选民构成就有极大的差异。

　　1800年大选杰斐逊终结了联邦党自1789年立国起的12年执政，开启了“弗吉尼亚王朝”的稳定统治（28年）；1828年民主共和党分裂，继承杰斐逊衣钵的安德鲁·杰克逊缔造的新民主党时代却最终导致南北兵戎相见（32年）；但1860年突然崛起的共和党在林肯的带领下不仅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在战场上终结了奴隶制，还在接下来30年时间内助美国完成工业化（36年）；可工业化却制造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政治腐败低效，贫富差距加大，城市化导致的卫生治安等。新移民涌入导致的社会紧张等矛盾推动了共和党内的进步派在1896年上台，标志着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拉开帷幕（36年）；可亲资本的共和党改革力度过于温和，美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的狂飙突进后突然崩盘，最后美国人民用选票把下身瘫痪的罗斯福抬进白宫（48年）；左派势力在把美国逐渐福利国家化之后终于在1980年挡不住里根为首的保守派的挑战，美国社会也开始了漫长的右转（至今34年）。

　　很多学者认为奥巴马2008年的胜选标志着新的政党重组的完成，因为那次选举包含了诸多关键性选举的特征：选民参与度达到一段时间内的高点（2008年投票率新高），党内初选的路线斗争极其激烈（2008年希拉里和奥巴马缠斗到最后一刻），竞选议题极具争议和分裂性（2008年经济衰退），选民团体大规模转换门庭（之前一直因社会议题亲近共和党的拉丁裔，因为共和党阻挠移民改革在2008年转投民主党）。

　　可随后民主党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稳定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同时占据白宫和国会的优势仅仅维持了两年。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再度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而这个多数一直维持到现在，即使2012年奥巴马连任成功也没有扳倒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主导地位。而这种府院分治的局面导致奥巴马施政遇到极大阻力，当下围绕在民主党周围的利益共同体并不稳定，也就遑论形成长期的民主党政权。

　　美国总统的轮回

　　美国政坛的另一个历史规律就是总统轮回说。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藏传佛教的转世说，指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总统会在内政外交上面临惊人相似的局面或采取类似的举动。而这个理论要结合上面的政党重组理论来理解。

　　这个学说按照政党重组的界限，传统上将总统按照时间轴分为“再造河山总统”（Presidents of Reconstruction，指重组期上位的总统），“萧规曹随总统”（Presidents of Articulation，指紧接前者接替的总统），“雀占鸠巢总统”（Presidents of Preemption，指作为反对党意外入主白宫的总统）和“分崩离析总统”（Presidents of Disjunction，指执政联盟崩溃前夕上任、国内外危机重重的总统）。

　　第一类总统在20世纪有西奥多·罗斯福（麦金利总统意外遇刺身亡，老罗斯福以副总统接任推进进步主义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里根。这些总统都被选民看作是救世主，都是在危机中解民倒悬。老罗斯福：就任时各种由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无政府主义者公然刺杀麦金利总统；小罗斯福：就任时外部德意日法西斯崛起，内部大萧条社会动荡，政府信用跌至谷底；里根：卡特时期内部经济滞胀，外部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等问题处理不当。

　　因为新组成的执政联盟力量处于鼎盛，所以可以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麦金利/老罗斯福：反垄断诉讼肢解铁路和石油巨头，食品药品安全/肉类检测等市场监管措施出台，美西战争，开辟拉美后院，全球炫耀武力，被斥为“想把从耶稣诞生到魔鬼死亡等一切掌握在手”的强人；小罗斯福：上台百日维新，罗斯福新政，二战连克德意日；里根：全面去监管，大幅减税，打击罢工，冷战军备竞赛升级逐渐拖垮苏联，外贸领域遏制日本经济崛起。

　　第二类总统通常活在第一类总统的阴影下，而巧合的是20世纪的三位第二类总统都是第一类总统指定的接班人（杜鲁门和老布什都是小罗斯福和里根的副总统，而塔夫脱则是老罗斯福点名接班的亲密战友，老布什甚至研读杜鲁门传记为自己执政找寻指导方略）。在这个时期，虽然上一任留下的政党体系依然在政坛占据优势，但反对党已经不再是不堪一击，在某些领域甚至取得些许进展。

　　塔夫脱虽然是老罗斯福亲信，以“将（老罗斯福的）政策转变为立法”为目标，但对于总统权责的理解却比老罗斯福狭窄的多，其任内进步主义改革趋于停滞；杜鲁门虽然守住了罗斯福留下的基业，但在自己推动的改革如全民健保领域遭遇挫折，而共和党为了避免新一个罗斯福的出现也及时修宪将总统任期限定为两任；老布什虽然再接再厉赢得冷战，但因为里根的减税面临巨额赤字，还在民主党的压力下接连签署两个二战后规模较大的民权法案（《1991民权法案》和《残障美国人保护法》）。

　　三人都仅赢得一次大选就下台（杜鲁门虽然任期达八年之久，但第一任是接替刚上任就去世的罗斯福，真正自己赢得的大选仅有1948年一次），任内都接手了前任留下的国际新秩序（塔夫脱接手了一个西半球霸权大国，杜鲁门接手一个二战后的世界霸权大国，而老布什任内则赢得了冷战），三人中的两人都发动了区域性的对外战争（杜鲁门的朝鲜战争和老布什的海湾战争，还都是联合国授权，而塔夫脱本人在老罗斯福内阁就是战争部长，负责执行其大棒加金元的政策）。

　　第三类总统则包括威尔逊，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他们通常是利用某些执政党自身的失误成功抢班夺权（威尔逊上台有赖老罗斯福和塔夫脱在1912年大选的鹤蚌相争；艾森豪威尔则利用自身巨大威望和朝鲜战争美国伤亡的契机；而克林顿则完全是老布什拱手相送，其幕僚在第二年居然建言老布什可以专注对外，认为对内已经推动足够多的经济政策可以确保连任，结果错过了尽早结束衰退的时机）。而这类总统因为面对反对党占优势的国会，通常为求连任会恪守中立路线，甚至抢夺对方的议程安排，俗称“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威尔逊是民主党内的进步派，接过老罗斯福的衣钵推动起老罗斯福的政策，接连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联邦贸易管理局法案，克雷顿反托拉斯法案和联邦农场贷款法案和收入税法案，并一定程度控制了童工问题，得到了进步派共和党相当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之前一直没有党派归属，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军人，因此虽然选择了共和党但本质却是中间派，打着“温和，感性和便民”的口号竞选，任内延续了社会安全法，并将卫生局升级为内阁部门，修建州级高速体系，扩大最低工资保障范围。而克林顿更是被观察家讥讽为抄袭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其任内除了头两年走极左路线遭遇挫折外，之后都严守中立，和两党都保持相当距离，甚至在国情咨文中喊出了“大政府时代结束”的保守派口号，还和共和党人合作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控制财政赤字，并且不惜对抗民主党基本盘进行福利制度改革。

　　这三位总统都成功连任，并且至今都深受人民爱戴（克林顿卸任前民众满意度高到民调中居然有三成民众支持其再度连任；艾森豪威尔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让共和党深切懊悔当初修宪把总统任期控制在两任；而威尔逊在历次总统评选平均历史第七位）。

　　对外，这几位总统军事介入相对先后任来说都算有限。克林顿虽然索马里科索沃都有介入，但和两位布什总统的战争规模相比就小多了，而且克林顿是美国在单极世界的第一任总统，原本苏联势力范围的问题也要介入，其肩负的“维和任务”自然相对较多；艾森豪威尔前任打韩战后任打越战，本人却是第一个主张核裁军的总统，任内结束朝鲜战争，制止英法以入侵埃及，同时丢掉北越和古巴，辞职演说中警告政治军事共同体对民主的威胁；威尔逊算是三人中的异数，第一任内极力避免参与一战，连任竞选更以“不让你孩子上战场的总统”为口号，后来参与一战更大程度是受德国潜艇战，齐默尔曼电报和俄国退出等形势所迫，而且一战相比二战韩战越战两次伊战阿战乃至各种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说并非美国主导。

　　第四类总统就是内外交困的总统，包括胡佛和卡特，两人的问题众所周知，暂不赘述。

　　另外两种新类别

　　但按笔者的看法，以上四个种类并不完整，因此在上述基础上再延伸出两类：“东山再起总统”和“负隅顽抗总统”。

　　所谓东山再起，是指在第三类总统之后原先占优势的政党重新焕发力量，在避免自身失误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白宫。这些总统则包括哈定/柯立芝（哈定任内病故），肯尼迪/约翰逊（肯尼迪被刺杀）和小布什。比较巧合的是，这三人除了哈定轻松胜出之外，另两人都赢得非常艰难：1960年大选的时候有20个州普选票两党差距不超过5%；布什2000年则和戈尔打上最高法院，从这个角度看旧的执政联盟虽然重现生机但也处于强弩之末。

　　因为旧的执政联盟式微，三位总统需要更多非常规手段巩固政权，所以三人任内都丑闻频。哈定内阁腐败程度可谓美国历史之最，两位部长被判刑，各种丑闻让哈定差点被弹劾；肯尼迪的竞选在芝加哥本身就是一桩丑闻，其被刺杀也是世纪谜团，而后来闹大的“五角大楼档案案”虽然在尼克松任内被揭开，但却是肯尼迪-约翰逊任内的丑闻；小布什的非法窃听，关塔那摩虐囚，泄露CIA特工身份，擅自解雇自由派联邦检察官，卡特里娜飓风应对不力等丑闻更是在连任后接连爆发。

　　对内，为了维护执政联盟的稳定，三人都基本按照本党方针推动政策。约翰逊推动“伟大社会”，进一步福利国家化；小布什重拾里根的减税加去监管政策；哈定-柯立芝则重回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从共和党进步主义政策退回到传统共和党的亲资本政策。对外，除了哈定因为一战结束需要休养生息之外，肯尼迪和小布什都是鹰派，初期都选择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面对抗。肯尼迪竞选时期就以“导弹不够”为口号，上台后在古巴问题上接连和苏联正面较量；小布什则在竞选时鼓吹中国威胁论，上任初期在南海引发撞机事件。二者都选择了发动大规模战争，且都以失败告终：越战，阿战和伊战都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越南被越共统一，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伊拉克则重新陷入动荡。

　　最后一类总统则是第三类的变种。同样是在对方占优势的政党体系中雀占鸠巢，但和第三类采取合作中立的路线不同的是，这一类总统更多地选择“行政单边主义”和国会对抗，这一类总统包括尼克松和奥巴马，比较意外的是他们都是完胜且连任。在这个阶段，旧的政党体系日趋瓦解，但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国会要通过新法案难，但阻挠总统施政的能量却有：尼克松连续三位高院大法官提名被民主党的参议院否决，奥巴马众多人事任命也遇到共和党参议员狙击，两人众多立法计划都在国会搁浅。

　　不仅国会，高院对于总统权力范畴和施政纲领也会介入。尼克松时期的五角大楼档案案和尼克松拒绝上交录音案等；奥巴马时期休会期任命权案，奥巴马健保案，乃至三一诉赴美投资委员会一案等等，这些都涉及总统在某个领域权力边界的问题。

　　而总统在遇到另外两个分支挑战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意愿或能力解决彼此的分歧，而更倾向于绕开三权制衡自行其是。尼克松对于自己没有兴趣的政府项目选择单方面截留国会的预算开支，通过釜底抽薪的手段废掉这些项目；奥巴马看国会移民改革法案没有进展就单方面暂缓遣返非法移民并给与工作许可，而两者都遇到弹劾的问题。两位总统任内的丑闻较其前任都过之而无不及，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自不必说（这里面涉及四五桩丑闻），奥巴马任内则遇到棱镜门，记者监听门，国税局打压保守派，无人机袭击等各式各样的丑闻。对外，两人都结束了不光彩的战争，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守势（尼克松退出越战，结盟中国制衡苏联；奥巴马退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放纵日本制衡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模型并不能精准对应每一个变量，比如说一战二战的爆发并不受美国国内政治太多的影响，因此两次大战后诞生的国际新格局的时间点并不能准确对应到具体某一类总统的任期（一战结束于第三类威尔逊时期，战后格局出现于第四类哈定时期；二战结束于第一类小罗斯福时期末，战后新秩序也基本在其死前安排妥当；冷战结束于第二类老布什的最后一年，但新格局则以第三类克林顿始）；又如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出现也很难遵循美国总统大选的周期律，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增多和经验的积累，经济周期逐渐被熨平但并不会消失，更不要说预测其爆发时间，所以大萧条和滞胀推动了新一轮的政党重组，但2008年的大衰退并没有彻底终结共和党的势力，两年后就以茶党的面目重新主宰国会众议院。

　　出现的新类别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三个周期，几乎每一类总统都可以会在三个周期的特定时段出现，唯一的例外就是“负隅顽抗型”。这一类在第一周期并没有对应的总统，仅在后两个周期出现了尼克松和奥巴马两人。但因为美国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并非是总统轮回理论的缺陷，而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首先是每次政党重组的间隔逐渐拉长，为新类型的出现预留了空间。杰斐逊周期仅有28年，杰克逊周期有32年，林肯周期36年，麦金利周期36年（第一周期），罗斯福周期48年（第二周期），本周期（第三周期）预计40年。可以说虽然在最后一个周期略有波动，但这个逐渐增长的趋势是明显的。后两个周期比第一周期分别多出了4年和12年，而考虑到罗斯福本人执政就比一般总统多8年，后两个周期都比第一周期多4年。

　　如果把后四个周期细致分析，就会发现第二第三周期其实是比第一周期多出了8年。林肯周期看似有36年，但头四年的内战对美国政治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干扰。内战是两个周期间的过渡时期，是美国历史遗留问题积累数百年的一次大爆发，并非是美国历史的常态。因此，如果将四年内战区别对待的话，林肯周期也就32年。老罗斯福周期虽然也有36年，但该周期的第一类总统执政时间明显过长。因为麦金利意外遇刺，麦金利和老罗斯福的执政期共计12年，而19世纪的同类型总统（杰斐逊，杰克逊，林肯/约翰逊）执政期则都是8年。如果不计算因为这个意外而多出来的4年，或者撇开麦金利的四年任期，仅从20世纪开始计算，这个周期一样只有32年。小罗斯福的周期长达48年，可小罗斯福本人则是这个周期最大的变量。先是遇到大萧条，再是遇到二战，加上本人不甘被两任的传统束缚，其个人的任期就长达16年，比其他总统最多8年的常态又多了8年。如果罗斯福也仅就任8年，这个周期就会缩短为40年。而在如今的里根周期，如果下一任总统是重蹈胡佛卡特负责的“分崩离析型”，那么这个周期就恰好40年。正因为第二、第三周期都长达40年，而第一周期仅为32年，这多出来的8年就给尼克松和奥巴马填补了。

　　而之所以会出现新类别，则和美国在进入第二周期后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恰恰是从这个周期开始，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成为部分史学家眼中的新罗马帝国。而和罗马帝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元首并非终身制，其4年的任期和8年的上限成为这个帝国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为了维护这个战后由美国一手创造的新格局，美国的政党制度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每次政党重组间隔的拉长能够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国策在超越两任任期的情况下保持稳定。

　　执政周期的延长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旧的利益共同体崩溃时间的到来，但却阻止不了新的利益共同体的出现。在过去的周期中，当旧的利益共同体进入第四类总统执政期的时候就会遭遇各种丑闻或者危机，从而导致旧政治版图迅速瓦解。在瓦解的同时新共同体迅速集结，然后历史迅速翻到新一页。可在最近两个周期，旧势力的瓦解进程减缓，新势力在旧势力尚未全面崩盘的情况下仅仅能在联邦的层面崛起，结果双方在联邦层面形成了僵局。以尼克松为例，1968年和1972年大选尼克松均是压倒性大胜，分别拿下32个州和49个州。但因为共和党在州层面尚未全面崛起，所以在国会（国会选举更考验一个党在某一个州的势力），州长和州议会的选举中还是不如民主党。同样的，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也连番告捷，可是在州层级的选举的表现却不如共和党，结果导致现在的僵持局面。而奥巴马和尼克松这种状况是过去所未有的，因此需要单独分类。

　　执政周期的延长还对选举议题的重要性产生了影响，最显著的就是美国人民对于经济疲软和战争的忍耐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这恰恰反应在尼克松和奥巴马两人身上。按照过去的经验，任内经济状况不佳的总统基本上不能连任，19世纪的范布伦，哈里森，克利夫兰，20世纪的胡佛，卡特，老布什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经济衰退而失去连任。而奥巴马第一任任内经济状况远比卡特和老布什要糟的多，却成为第一位失业率在7%之上却能连任的总统。同样的，战争不论胜负对于总统的连任都是威胁。克林顿的支持率在拉链门期间几乎不受影响还略有提高，但在他选择轰炸科索沃之后其支持率就迅速下跌，哪怕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几乎零伤亡。二战后杜鲁门和约翰逊都因为深陷海外战争的泥沼放弃竞选连任，可到尼克松时代面对国内高昂的反战呼声尼克松却敢将战火烧到柬埔寨，美军则直到他第二任开始的1973年才撤出战场，连任并不因为其在柬埔寨的屠杀丑闻而受较大影响。

　　我们现在在哪里？

　　如上所述，两次关键性选举中间的一个完整周期按照我的分类应该是：再造河山总统－萧规曹随总统－雀占鸠巢总统－东山再起总统－负隅顽抗总统－分崩离析总统（第一周期：麦金利/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哈定/柯立芝－无－胡佛；第二周期：小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第三周期：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未知）。而我们现在正处在美国自里根上台以来保守派利益共同体濒临崩溃的前夕。

　　那么按照历史规律，下一任总统很可能是一位“分崩离析型”的总统，如今美国内外局势也逐渐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对内，国会和白宫矛盾急剧恶化，国会两党对峙陷入空转，白宫则面临多如牛毛的诉讼且热衷踢开国会单干；对外，乌克兰危机，巴以危机和ISIL危机接踵而至，这还没算上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而这里面没有一样得到妥善处理。留给奥巴马仅有一年不到的时间（进入大选年总统通常不会采取大规模的，激进的政策），可以说指望他能在有限时间内解决诸多难题是不可能了，留给下一任总统的必然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的预计，接替奥巴马的新总统难逃胡佛和卡特的境遇，美国很有可能会陷入短时间的危机，而这位总统将很难取得连任。

　　但美国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对手可以轻易超越美国。美国历史上的危机也从来没有超过四年。小罗斯福上台虽然没有马上遏制大萧条，但却让美国人民重拾信心；里根上台也没有马上控制通胀，但却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不仅如此，进入新一轮周期的美国会迅速恢复并提升其国力，对内对外焕然一新。每当进入新周期，不仅美国的敌人被迅速打败，连美国的盟友也会遭到重创（罗斯福时期不仅打败了轴心国，连英法的殖民帝国也被美国用租借法案一并摧毁；里根时期不仅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也用广场协议整趴了日本）。可以说，一旦美国结束内政不靖的局面进入了新时期，不论是和美国做朋友还是做敌人都是巨大的挑战。

　　更麻烦的是，摆在美国挑战者面前的路是未经探索过的。胡佛时期美国经济金融虽然已经取代英国成功世界中心，但在国际政治的范畴还是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区域性强国，而且因为大萧条的全球性，导致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或意愿（英法没有打压美国的意愿，日本没有打压美国的能力，德国自顾不暇而苏联却和美国友好）会利用美国衰退的机会打压美国。卡特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两极之一，但苏联的挑战局限于政治军事范畴，日本的挑战则局限于经济领域，两者从来就不具备全面挑战美国的能力（苏联的经济生产率直到80年代都被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美国经济学家高估，而日本则在同时期基本丧失国防能力极力依靠美日同盟体系），而两者的挑战方式最后也被证明是失败的（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而日本则和美国打起了贸易战）。上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全面对旧霸主发起挑战的国家恰恰是美国，而英国和美国因为同文同种，他们之间霸权的交替更像是和平交接平稳过渡，缺少了之前争夺世界霸权时列强间频繁的战争。可以说，美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和历史机遇对于现在美国的挑战者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套用刘建宏老师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