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2004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一直被外界视为可用来了解俄罗斯最新政治走向以及俄精英阶层决策构思的重要窗口，俄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10月24日在2014“瓦尔代”会议上发表的一席讲话则似乎带有进一步警醒世界之意。继2013年抨击某些国家试图恢复单极世界模式并“淡化”国际法制度之后，普京今年直言美国已然阻碍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虽然从美欧等国的视角来观察，往往愿意以“普京当权15年来反美色彩最为浓厚的演讲之一”来解读这一讲话，不过看上去咄咄逼人的普京，却并非完全是出于“愤怒”而发出此番言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实际上已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危险的领导者。美国为挽救衰落的霸权，已经经历了从破坏国际旧秩序到破坏新秩序的转变。
2009年12月，奥巴马在其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中，曾就当下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表看法称，二战之后，“美国领导全世界建立了一种新体系结构以保持和平……然而，进入新世纪这10年以来，这个旧的体系结构被新威胁的重量压垮了”。但纵观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所谓新的威胁与挑战，无非是旧的问题继续发酵并彼此融合叠加的产物，若观看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不难发现，旧的秩序亦非是被新的威胁所压垮，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一种美国竭力维护自身领导者地位的副产品，而在美国领导下的当今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在逐步走向更为危险的境地。
一方面，从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来观，油价的大幅下跌令美国操纵石油价格以打击俄罗斯的阴谋论调泛起，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的今天，两极对抗已然退出历史舞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当前现实与当年老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和沙特当局针对苏联的“石油诅咒”却着实有着惊人的相似，让人不得不质疑美国在这之中再次挥动了指挥棒。事实上，自今年6月美国打破40年来的禁令，再次允许本国石油企业对外出口原油后，已然预示着国际原油市场供给将进一步失衡以及油价的必跌。
只不过，此番重拾故伎的做法虽然会在短期内刺痛俄罗斯，但从长远来看其并不能使华盛顿成为最终的赢家。正如有关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油价暴跌后，俄罗斯卢布亦随之暴跌，反而有利于俄当局在原油交易后以美元套购卢布，有效填补部分损失。并且就在国际油价一度跌穿页岩气盈亏线之后，美国人也开始担忧页岩油气产业有可能会因此被逼死，而作为此次油价风波主要参与方的沙特等国也损失惨重。
“赔本赚吆喝”或正是当前这场石油战的真实写照，而采取如此“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危险招数的美国，在这之中所持的心态也着实值得玩味。冷战结束20余年来，国际秩序已开始从单极逐渐走向多极，只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华盛顿继续用冷战时期的思路应对莫斯科给其带来的“挑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美国或已由“恐慌”逐步走向“疯狂”。
另一方面，在对俄打响石油战外，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也在竭尽全力进行阻挠。虽然前世界银行（WBG）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就任美常务副国务卿时曾提出美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并尽可能地用“负责任”来约束中国。然而时至今日，华盛顿方面虽仍不时呼吁中国“责任”，但正如奥巴马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其似乎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作一个习惯于“搭便车”者，并且伴随美国国际规则战略和全球布局的调整，中国实际上已逐渐从西方规则体系的“鼓励融入者”转变为钳制对象。
以10月24日在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为例，奥巴马政府已在多个场合试图施压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不要加入，并公开表示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确保该银行的治理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前所未有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起到一定成效，韩、澳两国虽都对亚投行寄予兴趣，但均未参与24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在这之中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现实则是，在军事“重返亚太”受掣肘的情况之下，美国战略已然转身并将手伸向经济领域。
虽然美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霍迈茨（Robert Hormats）以及商务部副部长等人均曾表态欢迎中国加入美国主导下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并着意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愿，不过从现实来看，这样一种表态似乎只流于口头，而面对亚投行的出现或有可能削弱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并最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等机构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时，美国的“多疑症”则愈发严重。
并且，如果说美国在“重返亚太”之际采取这样一种行为尚可理解，那么其在非洲应对埃博拉过程之中采取的行动，则更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就在誓言将竭尽全力应对埃博拉之后，奥巴马政府先后发出热忱“邀请”，拉拢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盟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以共同应对挑战，而在这之中，中俄显然没有被其列入可信任的合作方。
另有消息显示，为应对埃博拉病毒在西非三国蔓延，美英法领导人已于近日达成一致，将按照“殖民地”原则划分援助任务。在针对西非埃博拉疫情控制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尽管美英法无论从捐款数额还是人员派遣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但三者并没有共同对抗疫情，只是将目标瞄准了“曾经控制过的势力范围”。而在非洲“耕耘”多年的中国在这一地区所拥有的虽多为经济利益，不过即便是在埃博拉病毒肆虐全球并造成逾万人感染的紧迫现实之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仍存隐忧，且担心与中国在这一地区展开合作或导致“中国得寸进尺”危及美国利益。
此外，美国对于新的国际秩序的阻挠，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对包括中、俄在内的新兴大国所发起的“挑战”之上，对于自己的盟国亦然如此。有关消息显示，围绕近来的日朝关系的转圜，美国方面似乎不止一次表达了己身对安倍晋三如果访问朝鲜“将有可能扰乱美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的担忧，并希望日本在行动前与美国能就此事展开商讨。从某种角度来观，美国试图全面掌控国际关系走向的意图也昭然若揭。
长久以来，有关中、印、俄等新兴国家将会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还是全球秩序的破坏者的争论始终难得最终结论。但从现实来观，尚且不论华盛顿方面在解禁日本问题上已然一再突破战后体系，美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亦在努力重构规则使其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并试图阻止新的世界秩序的成形，美国或许才是真正的秩序“破坏者”。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世界秩序特点可谓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而身居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自然也深知这一点，并凭借自身的超强实力，运用“上帝之手”左右并制定国际规则、处理地区冲突，从当前现实来看，这样的事例似乎比比皆是。
其一，9月24日，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曾将俄罗斯、埃博拉与“伊斯兰国”（ISIS）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威胁”，并呼吁国际社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下对ISIS发起进攻。只不过，华盛顿方面虽欲借此强化外界对于美国责任与领导者角色的观感，但在极端组织ISIS将黑旗插入“阿拉伯眼睛”（叙利亚土耳其边境重镇艾因·阿拉伯，也称科巴尼）之际，美国务院以“此地并非目前的行动重点”为由，暗示土耳其应在此地承担起阻击责任，且盟军对ISIS空袭数千次仍成果寥寥之中，已然暴露出自诩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所面临的短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以世界霸主自居，这样一种单极崛起情况绝对是史无前例。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缺少前车之鉴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的现实条件下，相较于他国，美国虽然能够对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快速、有效的干预，但鉴于国际事件的复杂性，即使目标是正义的，实际上这种干预也再变得愈发困难，这样一种情况在打击ISIS过程之中已然显露无遗。
其二，随着实力的相对下滑，美国看待国际规则的性质也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巩固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当前欧洲所面临的现实。近20年来，美国不仅执拗地把北约的“门槛”推至俄罗斯门口，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从美国一味推进对俄制裁，甚至单方面叫停包括美俄总统委员会及包括反恐小组在内的所有机制的活动之中，不难发现执着于“地缘政治的回归”或称“零和世界”的华盛顿对于如何重启美俄关系似乎并不关心。
近日，作为“美国式世界秩序”的实施者与见证者之一的美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新书《世界新秩序》（World Order）中指出，“此前，寻求世界秩序几乎被限定在西方社会这一语境下”，“至少在本世纪初，一个由美国式理想和欧洲国家和均势概念相混合的世界秩序可能存在过很短一段时间，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从来没有认同过这一西方式的秩序。如今的乌克兰危机与南海争端等正让其他国家对西方式秩序的保留意见变得更加突出，西方社会建立与鼓吹的秩序正面临着拐点”。这样一席话或可以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现实的准确描述，并且在这样一个国际秩序面临“拐点”的时刻，令世界担忧的或不是新的挑战者的产生，而是美国作为旧的领导者所进行的危险统治。 (欣予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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