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发生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黑人小伙迈克尔·布朗遇害案已经过三个多月审理，大陪审团日前裁定对开枪杀人的威尔逊警官免于起诉。消息传来，不仅弗格森马上发生骚乱，全美有90多个城市也紧接着爆发了示威游行乃至骚乱，各地警察和“不明真相”以及“明真相”的群众在街上“打成一片”。
这个结果，完全在笔者的预料当中。笔者虽然没有机会亲临现场，但凭着自己在美国生活的经验，可以断定大陪审团的裁定在法律上是很靠谱的。这是个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案件，连联合国都从人权保护的高度表示关注了，总统奥巴马都觉得这事丢脸，所以公检法都丝毫不敢马虎。陪审团由12个人组成，9白3黑，在三个月时间里用了25天来取证，听取了六十多位证人，包括目击者的证言，检查了大量证据，最后又讨论了两天时间才出结果。
这么多人一起战斗这么多天，光面包和牛排就不知道吃了多少箩筐，也是拼了，看起来不大可能会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裁定一出，布朗家人还想走法律程序，恐怕没有多少余地可言了。
然而，示威的群众和围观的群众都觉得很不得劲儿，心里有一块儿憋得慌。按逻辑说，既然判决是依法作出的，那么问题就应该在法律上。密苏里州的法律规定，只要警察“合理地相信”嫌犯企图利用致命武器，或意图危害他人性命，且警察“合理地相信”使用致命武力有助拘捕，便可开枪制服嫌犯。
而啥叫“合理”呢？从逻辑上讲，这个标准可松可紧，但美国枪支泛滥，警察执法时精神高度紧张，这个背景就让“合理”的标准变得非常松。具体到本案，虽然被害人没有带枪，但在现场与带枪的警察发生了撕打，警察怕其夺枪，精神一紧张，先下手为强，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美国出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警察开枪杀人事件。比如说有人想自杀，警察去劝阻，让他放下枪，受到拒绝，就开枪把自杀者打死；前几天有个12岁的小孩挥舞一把玩具枪，警察没看清玩具枪的标志，以为是真枪，马上开枪打死。这在中国民众看来完全是草菅人命。但在美国，只要能说服陪审团自己当时确实压力山大，警察就不太可能被定罪。
这个“合理的相信”，标准紧一点行不行？很难，再紧一点，恐怕美国警察就要撂挑子不干了。美国警察的牛仔作风，如果说有什么哲学基础，那就是自我保存的霍布斯主义。国家假定警察也是很怕死的，先要确定自己是安全的，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别人。所以，如果一间房子晚上出了治安事件，但里面没有开灯，黑漆漆一片，美国警察最多就会在外面守着，不会冒险进去的。
其结果是，很多商家为了保平安，晚上只能彻夜开灯。因为自我保存第一，国家也不会要求警察“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你想想，群众里也有坏人那，万一伤害了走群众路线的警察，这事咋整？
在这一点上，国朝的警察文化就很不同。国朝是倡导警察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奋不顾身的，大晚上碰到黑屋子，领导说让你钻，你就得钻；碰到对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开枪的。平时群众有非治安方面的困难找警察，理论上警察是不能不理不睬的。这个就涉及到了中美两国建国哲学的不同。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自由主义，其基础就是怕死，所以对警察的要求很“人性化”。这个属于政治基因，你要改它的基因，就是要它的命。
不过，如果没有枪支泛滥的问题，哪怕是以怕死的霍布斯主义为指导，美国警察也不至于那么精神紧张。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一下枪支管理严格的欧盟国家就可以看明白。欧盟国家也信奉以自我保存为本的自由主义，由于枪支管理严格，警察通常不会像美国警察那么粗暴。但在美国，持枪权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枪多了，大家杀来杀去，没枪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搞把枪保护自己。
有人说，再通过个宪法修正案，国家把枪全禁了得了。但是，美国宪法是刚性宪法，修改起来非常困难，跳出来否决的势力太多了；在执行上，要让大家都放心，就只能同时把枪都收了，但大家又不相信国家有这个能力，有的人还怕国家有这个能力之后就会推行暴政。于是，大家相互不信任，对国家也不信任，枪支泛滥的问题就变成无解，哪怕是年年谈，月月谈，天天谈，也谈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这已经够头疼了吧？关键是再加上种族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梦想早就已经失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盘沙拉，不同的族群表面上看起来客客气气，但相互之间提防得紧。近三十多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且社会分层与族群区分的重合度非常高，这样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仇富仇官情绪就走到一起去了。弗格森是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的爆发点。
在这里，贫困的黑人找不到发展的出路，许多人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警察眼里，这些人是麻烦制造者，不加管束，治安就会持续恶化。但族群边界与社会分层边界一旦高度重合，大家的神经都会变得很敏感。白人警察觉得就是要仔细查查黑人，毕竟他们贫困率高，犯罪率高，不查他们查谁？而黑人就感觉警察在故意找茬。哪怕黑人混到了上流社会，也很难消除白人警察脑子里的刻板印象。一个更好的例子是，好莱坞黑人女明星丹尼尔·沃茨在洛杉矶街上和白人丈夫接吻，却被路过的两名白人警察怀疑为卖淫妓女，要求其出示证件，遭到拒绝，就直接把她铐起来。沃茨很生气，认为是种族歧视。但人家白人警察觉得压根没什么问题，查她是出于合理怀疑，铐她是因为她不配合警察工作，法律上有啥问题？
带上手铐的丹尼尔·沃茨泪流满面，她在脸书上说：“我是为这个自称为自由而勇敢的国家而哭泣的，他们声称这里是自由的沃土，却又逮捕人们。”她还因此而想起了她父亲被人羞辱的遭遇，“我记得父亲无数次沮丧的回家，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被警察羞辱，现在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的羞辱和气愤了。
弗格森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有着一套形式非常完备、并且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法治体系，一本正经地判出一个让90个城市发生示威乃至骚乱的结果，而且骚乱完了，大家也不知道该如何把事情正过来。因为只要经济-社会层面的不平等状况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大家就处于一种相互否决的局面之中。黑人社区可以抗议和骚乱，这无非是进一步固化白人警察脑海中的犯罪分子形象；而受了种族冲突刺激的白人警察会更加精神紧张，你既然无法改变自我保存的立国哲学，难道还能限制他们用武力自保不成？
黑人小伙迈克尔·布朗死了，白死；弗格森也将因为多次的骚乱而更加令人生畏，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会选择搬走，房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以房产税为基础的各项公共服务也会进一步恶化，布朗的小伙伴们的前途将更加灰暗。恶性循环将这么持续下去。布朗死了，他不会是弗格森最后一个白死的黑人青年。
而美利坚能给予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一掬清泪，至少，我们可以相信这眼泪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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