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上英国的当 却反手坑中国

　　铜墙铁壁保护下的美国崛起之路

　　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李发表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美国继续以农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工业品的进口，美国的土地肥力将迅速枯竭。文章把矛头直指自由贸易，他指责自由贸易者根本不关心物质生产力的最大化，只关心农业产出及销售总额。当时已经作为全球帝国的英国向世界强行灌输自由贸易，意在扩大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怂恿其它国家回归农业生产，防止他们实现工业化。不过，精明的美国精英十分清楚，如果美国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融入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工业将难以生存，只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陷入低生产率和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美国还要付出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贾根良：《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因此，尽管美国在农业部门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18、19世纪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绝不能听信英国的怂恿，而是要效仿这个全球帝国的做法——英国在1721年至1846年都实施了高度保护主义政策。当然，等到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却跟英国人一样“一脚踢开梯子”，大力倡导自由贸易。

　　几百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股力量的相互博弈。任何的公共政策背后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妥协的结果。拥护贸易保护的制造业部门与拥护自由贸易的贸易商、金融行业常常产生激烈冲突。实际上，美国虽然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其保护主义力量一直十分强大。这是由于美国在经济腾飞阶段就是依靠保护主义力量实现经济发展的。时至今日这股力量在美国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上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出口导向向保护主义过渡

　　早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州政府便针对当时的主要对手国——英国，颁布了抵制进口，提高关税的决议。1782年，马萨诸塞州首次为了保护本州内的国内生产者抵制英国进口，提高了州关税率。1784年，纽约州政府规定，进口货物如果由外国船只运至纽约，将被收取比美国船只运送高出一倍的进口税，并且对外国船只征收的吨位税也比美国船只高（参考西蒙·杜克:《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1960年纽约20世纪基金出版公司）。

　　随后，贸易保护从州政府上升到联邦政府层面。在1789年修改《邦联条例》的立宪斗争中，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积极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立国之时，实行的外贸政策就是贸易保护政策以保存本国市场。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并且“一切关税、输入税、货物税应全国统一，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对进口或出口货源征收任何输入税和关税”，国会“对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课税或征收关税”。约翰·杰伊这样写道：“由于我们和英法是……竞争者，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竞争者，由于我们发展着和俄国与中国的贸易，由于我们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它能按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行事，对这些活动进行保护。”（参见《联邦党人文集》，1982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1789年国会通过了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和保护美国工业的关税法。1791年，汉密尔顿又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建议政府用政府信用贷款为私营企业提供启始资本，保护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补贴日用品生产企业，对极端必须的原料实行免税。不过，由于当时美国政治主要由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大农场主把持，因而该报告很快便被束之高阁。但是，1807年的《禁运法案》以及随之爆发的英美战争成为转折点。禁运和战争导致对外贸易中断，资本家不得不将资金投资于国内工业，美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参考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16年,麦迪逊总统使国会通过了进一步提高关税的法令。自此，美国无法在工业品方面继续依赖欧洲，从前全部依赖进口的棉毛纺织、金属（铁）、玻璃、五金等产品需自给自足——这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进口代替阶段。对外贸易受限，等同于阻碍了本国资金外流，促使资本大部分转入工业，为工业革命进行资本积累。

　　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掌握并统一了关税决定权，扩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的需求表现在针对性提高征收进口产品关税上。美国从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的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经之路，帮助了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进行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正是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和推动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

　　然而在1815年前后，美国南北方不同的经济势力逐步展现出区域差异，双方矛盾的焦点很大程度集中在外贸政策，尤其是关税税率上。

　　19世纪20年代起，南北方的经济矛盾令国会几次在是否提高关税的问题上反复。1828年通过的提高关税的法令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被南部奴隶主称为“可憎的关税”。在南方的竭力反对之下，为了化解联邦破裂的危机，国会于1833年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关税法，规定在其后的九年内逐步降低关税。1842年，在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人的努力下关税再度提高。但为时不久，民主党人于1846年提出了沃克关税法案，使税率重新降低。（参见Frank William Taussig,《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

　　一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社会矛盾加剧，外贸政策在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满足南部奴隶种植园经济的自由贸易政策之间摇摆。

　　从内战到罗斯福新政：全面贸易保护向自由贸易过渡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外贸政策也经历了一次从全面贸易保护主义过渡到自由贸易的过程。

　　1912年4月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发表了一份关税咨文，这是美国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他指出：“我们建起了一套特权和免除竞争的权利，任何哪怕带有一点类似特权或任何人为利益的事物都必须废除……我们最好而且也必须从关税着手”（参考拉·费里斯：《美国历史文献集》，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然而，在国会随后通过的安得伍德关税法中，大部分减免的项目都是在国际市场中占有领先地位的产业。安得伍德关税法还授权财政部长对外国在津贴下生产的、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征收更多的关税——这成为后世进口国诉诸反倾销调查的法律依据。同时,它还赋予总统谈判互惠协定的权力，这为后来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牢牢掌握管理外贸的权力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战结束后，代表工业垄断势力利益的哈定政府恢复了全面的高额保护关税。此后，维护大垄断集团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哈丁政府时期到1929年经济危机的前夕都一直作为共和党的外贸政策的核心思想得到坚决的贯彻。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胡佛总统于1930年不顾近1000名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抗议，签署批准了提高890种进口商品关税率的新关税法案。（参考查·金德伯格:《1929—1933年世界经济萧条》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随后，罗斯福为缓解经济危机，调整外贸政策，改变了联邦政府在他执政前贯彻了20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方针。1932年初，罗斯福表示，“以高关税率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益”。尽管如此，国会仅在1934年6月通过了一项贸易协定法，重新肯定安得伍德关税法中所赋予总统的互惠协定的谈判权力。这意味着罗斯福调整外贸政策的第一步是回收政府管理权力，通过法律对总统授权，充分掌握调控外贸政策的权力。此举意在采取委婉的手段，一方面削弱立法机构的决策地位，另一方面制约高关税受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力。

　　到1937年，“美国已同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开始了完全自由贸易的时期。”（参考张小青：《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战战后，美国带领欧洲、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创立了以美国为中心、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至此，罗斯福新政把外贸作为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手段之一，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有了更为紧密的政策联系。战后的美国，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新的贸易体系，遏制共产主义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这正与美国战后的反共外交政策相呼应，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从“马歇尔计划”到尼克松“新经济政策”：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新融合

　　1948年7月，“欧洲复兴法案”（即“马歇尔计划”）宣布，在给予欧洲经济援助的同时，要求受援国降低原有的关税并取消关税配额，“必须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参考《美国贸易法》）同年年底，在美国的倡导下，西欧成立了“国际贸易组织”，参加国均在美压力下签署了减让关税的协定。

　　从1947年到1962年，美国分别同西欧、拉美、东南亚各国签署减让关税协定157项（参考张小青《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从1949年起，借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平台，开展大规模的多边贸易谈判，以求多边互减关税。

　　到了60年代中，美国从罗斯福新政中得到发展的自由贸易外贸政策几近中断。在1967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国会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奉行的是自由贸易的哲学，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各项具体做法上都符合自由贸易。”（参考《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文件汇编》）

　　终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对进口物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关税，美国外贸政策重新向贸易保护主义倾斜。1974年美国国会首次提出了来自国外的竞争有“公平而有害”和“不公平”一说。（参考《1974年贸易法》第421条款）前者指的是进口美国的商品在价格、出口补贴上都合乎公平竞争原则，但在非经济因素，如卫生标准、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标准等因素上，对美国有所损害，这一概念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前身；而“不公平”竞争则包括了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或向美国倾销、补贴等等。同年，有意与共产主义国家破冰的尼克松总统，还就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作了新的诠释，削弱了战后初期的强烈反共意识形态对美国外贸政策的影响，佐证了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是外交需求的反映。

　　尼克松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将全面附加关税合法化，一方面向共产主义国家的外贸市场抛出橄榄枝，这说明，自尼克松新经济政策起，美国的外贸活动，披着自由贸易的外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战后美国隐秘的保护主义

　　美国从二战中崛起至1962年起两极格局下实施缓和政策前，美国国际经济地位和实力决定了它采取全面自由贸易的外贸政策——这里所谓的“全面自由贸易政策”是由于受到国内反共外交政策影响而只面向同盟国。6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和日本从战争废墟中复苏，70年代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世界石油危机中崛起，国际政治形势从两极化走向多极化，美国从而由全面自由贸易转向“以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有限的贸易保护”（张静春：《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三期），这说明此时美国尽管仍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得不重新考虑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

　　“有限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区别在于：第一，保护的对象不再是“幼稚产业”，而是处于垄断状态但竞争能力低下的传统工业；其次，保护措施不再以关税为主；第三，法律法规更加细致，严格地选取了部分工业的指定类型产品，并就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保护措施。

　　自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关税水平大幅下降，但是其他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并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主要壁垒。

　　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相比，具有隐蔽性和制度性歧视。笼统地说来，从非关税壁垒的实施手段来看，可以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由一国海关直接对进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加以限制，美国海关针对商品的类别（如棉花制品、铁器、有色金属、食品、家畜等等）公布了详细进、出口配额、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我们所熟知的反补贴、反倾销、海关估价等行为，属于贸易救济措施，但不合理的滥用必然导致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往往以“非市场经济”为由，歧视中国出口的产品，诉诸反倾销调查。间接非关税壁垒则是一国对进口产品制定严苛的进口标准，通常表现在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卫生标准上，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得到了WTO的协议认可，成员国可以在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等环节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动植物环境健康。今年五月的钢铁反倾销，就是典型的制度性非关税壁垒；而中铁与西部快线的高铁合作项目流产还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体现。（参考张静春《国际经济评论》 2004年第三期）

　　20世纪70年代后，制度性非关税措施成为贸易保护的主流手段。发达国家高速发展过后，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增加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促使西方重提贸易保护政策。但由于关税受到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制约，各国转用制度性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商品进口。

　　尽管发展中国家也会利用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发达国家仍以压倒性的优势不公平地使用非关税壁垒手段，举例来说，反倾销是GATT和后来的WTO首肯的一种贸易报复行为，其初衷是抵销不公正贸易，但从发达经济体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占比一度超过90%。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转向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又称绿色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使用最为广泛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主要是由于WTO有关技术壁垒的协议既没否认也不排斥技术性壁垒的存在和合理性。而各国均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制定不统一的技术标准，往往这些技术标准都有一定合理性，比如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合理性的存在使得WTO很难判定贸易壁垒。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也推动着各项技术指标不断提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发达国家于是必然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而发展中国家必然是技术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和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尤其是发达国家强制推行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的一些标准，可以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

　　在现行的联邦政府关于“高速列车必须在美国制造”这一规定便是基于汉密尔顿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中的幼稚产业保护的理论。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每个国家都应该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物资的生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这些生活物资涉及到工业生产，使得发展制造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和前提。美国要想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绝对不能走小农经济之路，执行重农主义政策，一定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建成一个工业国。

　　幼稚产业保护是指保护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通过采取过渡性的保护政策，使还处在本国初创时期，可能经不起外国的竞争的新兴产业提高竞争能力，将来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并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世纪中叶，对古典经济学派持怀疑态度的德国先驱者李斯特系统化、规范化了幼稚产业的界定，他认为，幼稚产业需要具备三个内涵：一是这种产业是该国尚未发展成熟的新兴产业，暂时还没有能力同国外较发达的同类产业竞争。且该产业具有发展潜力；二是该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性，即该产业和国内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正面的外部效应。这一特征为幼稚产业的保护提供了必要性；三是该产业在现阶段缺乏推动其发展的资金实力。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美国的高速铁路保护，不难看出美国的用意：高铁是本国的基础交通设施，美国的高铁普及率和技术水平不及欧洲、日本和中国；建设高铁，需要配合钢铁、化工等产业，也会反作用于这些相关产业；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美国建设高铁的成本约为中国高铁的三倍，私人企业很难独立承受成本压力。在广义上，美国高铁基本符合幼稚产业的界定。

　　奥巴马上任第二年，就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35%的保障措施税，中国政府就美国限制中国轮胎进口的特殊保障措施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今年五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认定进口自韩国、法国、中国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普碳和合金钢板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五月底，华为公司受到来自美方的安全指控。近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初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补贴行为。如果在今年11月和12月的肯定性终裁上，仍然认定从中国进口的轮胎产品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美国商务部将要求海关对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关税。

　　根据WTO的报告，08年金融危机以来，20国集团（G20）经济体平均每周约出台5项保护主义贸易措施，这正是全球经济式微的反映。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严重的美国，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奥巴马总统将很快签署紧急刺激经济方案，其中包含具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购买美国”条款。

　　2016年年初，于2010年12月达成的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终于正式生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结构自此改变。代表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时隔五年，此次方案生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成功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今年10月，经过一年的等待，人民币也将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美国对这一系列变化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寻求将中国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国际贸易合作”，比如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限制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试图主导全球双边贸易和投资模式的走向，开启新的全球贸易投资机制，抑制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增加欧美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对中国现有的贸易、投资模式提出挑战。这些举措，说明美国遵循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美国应重返亚洲，创立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新贸易协议”。

　　美国崛起之路的启示

　　与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历史叙述不同，美国是在保护主义构建的铜墙铁壁之内实现崛起的。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之后，经济战略家抹去了“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思想贡献。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迈克尔·赫德森、埃里克·赖纳特、托马斯·麦格劳、哈罗德·福克纳等经济学家笔下的美国经济史著作中得以窥探美国学派的思想精华。

　　在19世纪初，美国战略精英意识到“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国外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美国学派主张通过关税保护暂时扭曲资源禀赋来培育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业部门，重构要素市场和培育国内市场，努力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和资本、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良性格局。美国战略精英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沉迷于依照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来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那么美国将培育出高度依附于英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不仅会令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第一段所描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受到英国的威胁。即便时至今日，每每涉及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和技术时，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坚决拒绝按照市场教条予以开放。这往往是中国的“芝加哥男孩们”（Chicago Boys）所不愿提及的。正如麦格劳所描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英国辉格党政治家、首相老威廉·皮特在1770年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殖民地甚至连一根马蹄钉都不应被允许制造”。面对英国在采用关税保护成长为发达工业国后兜售自由贸易的虚伪行径，美国自然严正拒绝英国的殖民地经济安排。但是当美国仿照英国昔日所作所为成为发达工业国之后，却也模仿英国向全世界兜售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那么，面对美国的虚伪行径，中国是选择“听其言”，还是选择“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