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美国让我第一次感觉身在异乡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在40年前。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20岁。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已于数月前入主白宫。我和五个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租了一辆房车，遵从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那专横的命令——那年夏天传遍街头巷尾的金曲《不要停》(Don’t Stop)——疯狂开往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再开回去。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在孟菲斯去世那天——1977年8月16日——我们正驾车穿越南方，离得不太远。但我们因为英文水平不济而错过了那条消息。

　　我为了研讨会和长途火车旅行而来——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从华盛顿特区到华盛顿州。我为总统选举、巡回签售会、体育盛事和采访而来。我记得在洛杉矶遇到的不喜欢我的麦当娜(Madonna)，还有在水牛城遇到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调音期间他让E大街乐队(E Street Band)“为我们的意大利客人”表演《迷失于洪流》(Lost in the Flood)。

　　这一次，我为一场旨在促进欧洲和北美开展对话的年度大会而来。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政治领导人以及工业、金融业、学界和媒体界的专业人士到会。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三天。你一眼就能分清美国人与欧洲人——穿衬衫和轻盈夏裙的主人，与穿毛衣和风衣抵御猛烈的空调冷风的客人。主会议室很大。但还不够大。里边有一头金色大象，其身影令人挥之不去。他的名字叫唐纳德·特朗普。

　　4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常常到访美国的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体验过这个国家的每一种氛围。但我错了。我从未见过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一个在此刻身处美国的欧洲人赶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机。人人都很友好，议程中也有一些跨大西洋议题。但美国人的心思似乎在别的地方——往东几英里处的白宫周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仍在设法慢慢习惯自己的新总统——不论是敌是友。大会第三天关于欧盟未来的讨论，就像某个周五下午的数学课一样激起了兴奋之情。

　　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他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很难被约束。他正利用去年11月的意外收获做他猛然想到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可预测。他的支持者享受这一点；他的反对者则不然。但每个人都感到迷惑。我曾经或许有些天真地以为，这个国家，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与时俱进的国人，眼下应该已经归于平静。错了——我遇到的人和七个月前一样茫然。

　　我们相遇之时，特朗普总统正宣布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是在他未表态支持北约第五条的几天后——该条款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攻击会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阿肯色州的一些选民或许并不在意，但我们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很在意。

　　我试图传递一个欧洲人对特朗普的说辞的观感。美国人或许会讨论“美国优先”这一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的字眼是否妥当，但欧洲人更关心的不是措辞，而是措辞背后的意图。如果美国优先，那欧洲是处于第二位或第三位吗？还是说排在后边？

　　一种新的美国例外主义？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反复重现的美国式虚妄：要自给自足。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撰文称，“这个世界不是‘全球社区’，而是各国政府、非政府力量以及企业为了利益参与其中、相互竞逐的竞技场。”真的吗？你们如何看待美国和欧洲——携手——击败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如何发展壮大、为本国公民创造财富？是相互帮助还是“为了利益而在一个竞技场上相互竞逐”？

　　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许欧洲人的反应更加感性而非理性。但如果你和某人——可以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友邦——相识已有40载，情感是很重要的。当我思及这些情感，思及跨大西洋地区团结一致的精神时，我会回想起从9·11事件到注定没有好结果的入侵伊拉克之间的那些岁月。北约成员国曾一道进驻阿富汗，同仇敌忾地应对我们共同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所遭遇的挑战。

　　那种情感已经褪色，但我一直希望它在挑战降临之际重现：鉴于我们有太多共通之处——历史和民主，自由和法治——而世界又如此混乱，精诚团结至关重要。现如今穿行于美国，我担心那种情感已经消失了。但我随即意识到——我来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有着充分的理由。

　　最后那个晚上，我和几个新认识的美国朋友聊天。“美国时不时地忘记欧洲这个老伙计，和世界上的一些新伙伴坠入爱河，”我说。“在1980年代是日本，在1990年代是俄罗斯，在2000年代是中国。去吧，尽管去风流快活！但别忘了——跟你们结婚的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