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朗普能有恃无恐地说谎？

　　华盛顿——这里的共和党政治顾问惠特·艾尔斯(Whit Ayres)喜欢跟自己的客户谈论“可信度三要素”。

　　“第一，绝不为无可辩护的事情辩护，”他说。“第二，绝不对无可否认的事情加以否认。第三条是：绝不撒谎。”

　　不实之辞一向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政客撒谎的目的可能是自我吹捧，可能是美化自己的简历，也可能是掩盖不检行为，其中包括风流韵事。（参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有时候他们会出于其眼中正当的政策原因，援引虚假信息。（参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与越战。）

　　但两党的历史学者和顾问一致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似乎让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口中的“政治与真理的冲突”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特朗普传播过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出生于肯尼亚的虚假消息，夸大过出席其就职典礼的人数，就在上周还无中生有地描绘过自己接听的两通电话——一通来自墨西哥总统，另一通来自童子军负责人。他几乎每天都在散布夸张的陈述、扭曲的信息以及虚构的言辞。

　　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特朗普在其任期内的另类行事方式，但也折射出政治话语真实标准的大范围下降。对过去50年间的政治人物做一番研究，你会清楚地发现，在任上撒谎之举并非始于特朗普。不过，特朗普的谎言所涉范畴之广引发了这样的疑虑：长期以来，意在防止偏离真相的约束性措施是不是被削弱了，政客撒谎被逮到的后果是不是不那么严重了。

　　1960年5月，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成为最早在公众面前努力应对谎言问题的现代总统之一。当时，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

　　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这架飞机及其任务对公众撒了谎，说它是气象探测机。但当苏联宣布飞行员被活捉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很不情愿地承认，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情报搜集任务——承认撒谎让他极度心烦意乱，历史学者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说。

　　“他觉得信用是自身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得不撒谎而让可信度严重受损，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古德温说。

　　从短期看，艾森豪威尔为谎言所累；他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高峰会晤在严厉的指责声中失败。但古德温说，公众最终原谅了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承认了错误。

　　1972年，水门事件丑闻闹得轰轰烈烈之际，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被指撒谎、妨碍司法公正、不当调用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等机构，他选择了辞职，而非直面弹劾。习惯于把政客当成可信任之人的选民对此非常气愤。1976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告诉公众“我绝不会对你们撒谎”之后赢得总统大选。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政治的制度性变化使政客说谎变得更容易了。电视政治脱口秀的激增和互联网的兴起创造了一个碎片化的媒体环境。没有了受到广泛认可的媒体守门员，政客们便可以更轻易地歪曲真相。

　　在一个极端党派偏见盛行的时代，政客们经常有恃无恐地说谎，力图讨好位于政治观点两极的选民。就连“谎言”这个词在政治中的用法也变了。

　　“就在不久之前，你还不能在竞选中使用‘谎言’这个词，”曾任奥巴马政府通讯联络主任的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说。“它被认为太过严厉，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你只能说：他们不诚实，他们没有说出真相，或者事实证明了其他东西，就连这样也会被认为是非常激烈的修辞。”

　　随着事实核查网站的兴起，政客们也开始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了。2013年，PolitiFact网站称，奥巴马说出了“年度最大谎言”——他告诉美国人，如果他们喜欢自己的医疗保健计划，就可以保留它。（2015年的“年度最大谎言”由特朗普获得。）

　　“我当时认为这不公平，我现在还是认为这不公平，”邓恩提到奥巴马的那句话时这样说。后来奥巴马向那些被迫放弃自己医疗保健计划的人道歉——“尽管我曾经向你们保证过。”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纽约时报》Upshot栏目撰稿人）和几个同事假定，如果政客被发现说谎，就会有声誉受损的风险，他们试图以此为前提，研究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的错误陈述所产生的影响。

　　在一个对照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一组选民出示了一个特朗普的误导性断言，并向另一组选民同时出示这个断言以及同特朗普的说法直接矛盾的“更正信息”。看到更正信息的小组相信新的信息，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

　　“我们知道政客厌恶风险。他们试图把负面报道减少到最低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报道有可能会而损害他们的形象，”尼汉说。“但是做出虚假断言并不能对政客的声誉产生足够的强烈影响，不足以阻止政客误导公众。”

　　特朗普的许多谎言多少有些鸡毛蒜皮——比如他吹嘘自己经常被《时代》报道，创下了“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历史记录”；而且“基本上是他的自我美化，”共和党著名策略师约翰·韦弗(John Weaver)说。

　　共和党前国会众议员鲍勃·奈(Bob Ney)对此大惑不解，他曾因接受来自游说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的非法礼物，并就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而入狱。“这真的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非得那样夸张地宣称自己没有责任，”奈说。

　　但是总统的另外一些谎言呢，比如特朗普曾经错误地宣称，2016年的选举中有数百万无证移民为他的对手投票，学者们说，这些谎言要重要得多，而且已经构成了威胁——特朗普的政府将会围绕这些谎言制定政策。

　　特朗普与前任们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其谎言和夸张之辞的规模；PolitiFact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了调查，并将其中20％归为真实，其余69％则被划为大部分虚假、虚假，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让古德温等学者开始思考：通过提升政治谎言的艺术，特朗普是否永久改变了美国人对领导人的容忍度。

　　她说，“如今和以往不同、也更加可怕的一点是：这些话明明已经被指出是谎言，而且有证据表明它们是错的，然而，由于对媒体的攻击，整个国家里仍有一定比例的人会说，‘也许他是在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