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事件之后，斯特莱克的电话几乎就在不停地响，他很快就扩充了自己的团队。帮助新西兰与特朗普通话的前特朗普竞选团队助理斯图尔特·乔利(Stuart Jolly)成了SPG的新总裁。斯特莱克聘请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分站站长，以及其他几名前军事和情报人员，他们拥有海外联系人和相关专业知识。他还聘用了来自俄勒冈州小城的年轻热情的律师雅各布·丹尼尔斯(Jacob Daniels)，他们是在斯特莱克做葡萄园生意时结识的。在斯特莱克把丹尼尔斯推荐给乔利去从事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之前，丹尼尔斯经常是把自己的汽车当成办公室，大部分情况下是处理酒驾案件。丹尼尔斯最后成了该竞选团队密歇根分部的二把手，后来，特朗普成为近30年来第一位赢得该州的共和党人，丹尼尔斯因此成了特朗普阵营冉冉上升的明星。现在，他是斯特莱克的政策事务副总裁。
在今年4月一个温暖的春日，我在陆军海军乡村俱乐部(Army-Navy Country Club)的露台上与斯特莱克和他的几名同事会面，那是五角大楼附近的一个庞大、整洁的高尔夫俱乐部，SPG还是没有正式的办公室。斯特莱克穿着牛仔靴、T恤和一件起皱的黑色运动外衣。他对我说，K街总的来说是“一个洗衣机。钱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谁也没有创造任何新财富。”斯特莱克对我说，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尽管他的公司与特朗普团队有联系，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着非常强的特朗普色彩。他的一名新雇员是民主党外交政策资深人士，曾是2002年去世的自由派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的密友。“我们来这儿是因为这些机会，”斯特莱克说。“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思想理念。”
斯特莱克重点关注的不是那些紧张不安的公司，而是那些紧张不安的国家。他和新团队已经列出了SPG想要服务的一些政府——大多是北约盟国，不包括乌克兰或巴基斯坦这种棘手的国家——他们打着新西兰通话事件的招牌，鼓吹自己是特朗普治下的华盛顿最可靠的外交游说和顾问公司。过去，外国游说是由几家大公司主导的专门业务。在斯特莱克看来，那些大公司和游说业的其他公司没有区别：都是面临崩溃的卡特尔。斯特莱克向客户宣扬自己公司的政策专业知识、昼夜不停息的工作习惯以及个性化服务。
斯特莱克认为自己的团队能够穿透围绕白宫的不确定性。他对我说，他想成为“让外国政府和公司镇定下来的一种资源”——目前有很多安抚工作可做。在过去的短短几个月里，新总统已经与加拿大打响了贸易战，与澳大利亚总理口角，并暗示美国可能需要退出北约。他还想削减国务院的预算，从春天到夏天，国务院的很多高级职位依然空缺。所有人，甚至包括亲密的盟国，都在寻找向导和后门。美国资深外交官R·尼古拉斯·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对我说，特朗普下面空荡荡的国务院导致约100个国家的外交官——大多是小国家——失去了与美国政府的传统联系。“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伯恩斯说。
特朗普的治国之术也在其他方面制造了新生意。捷克共和国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s Zeman)在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并不受欢迎，他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宣扬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曾禁止美国大使进入捷克政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而特朗普自然是邀请他到华盛顿，泽曼的政府聘请斯特莱克的公司协助筹划这次国事访问。由于特朗普正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所以新西兰需要与美国政府协商一个新的双边贸易协议。韩国的一个贸易协会想在华盛顿筹划一次会议，但是不认识特朗普白宫的任何人，因此需要帮助。斯特莱克的人拿起电话，照着电话簿给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的人逐一致电，寻找愿意在这次活动上发言的高级官员。“大部分游说者害怕被拒绝，”斯特莱克说。“拒绝意味着你没有吸引力。我不怕拒绝。”
不过，斯特莱克最得意的客户是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政治寡头们每年花费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在华盛顿游说，用大笔经费收买有影响力的智库，沙特阿拉伯是出手最阔绰的一个。该国当时的王储兼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ohammed bin Nayef)是个例外：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关系深厚，从来不需要游说。不过今年春天，特朗普邀请纳伊夫的主要政敌——国王的儿子、当时的第二王位继承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参加白宫的一场正式午宴。那场午宴在利雅得掀起波澜。特朗普是更青睐萨勒曼吗？特朗普有意无意间卷入了沙特阿拉伯变化莫测的继承漩涡中。纳伊夫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向导。
今年5月，SPG与纳伊夫掌控的沙特阿拉伯内政部签了一个合同，承诺为其提供“国会和行政部门品牌推广”。斯特莱克不想透露他为那些沙特阿拉伯人服务的很多细节，但游说记录表明，相关费用为540万美元，而且是预付。
那是关于为外国游说的另一个侧面：比公司游说的收益更高。斯特莱克不可避免地面临竞争。
为了遵循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竞选宣言，巴里·贝内特曾对记者们说，该公司不会为外国政府工作。不过，外国政客是另外一回事。今年3月，贝内特在特朗普国际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的大堂与阿尔巴尼亚政党领袖卢尔齐姆·巴沙(Lulzim Basha)坐在了一起。
巴沙是阿尔巴尼亚保守党派民主党的年轻主席，当时该党正计划在6月的大选中将执政的社会党赶下台。巴沙完全照搬特朗普的模式，指责社会党与犯罪集团以及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勾结，后者的基金会在阿尔巴尼亚非常活跃。他的口号是“让阿尔巴尼亚恢复伟大荣光”。据贝内特说，既然巴沙想在6月帮助打败社会党，还有谁能比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资深人员更擅长给他提供建议呢？贝内特对我讲，那是一次友好的会面，他后来给巴沙发了一份合同样本。“我对他说，我们很愿意担任他的政治顾问，”贝内特说（巴沙通过一名代表拒绝了置评请求）。
此外，通过一名中间人，阿尔巴尼亚民主党联系了正涉足海外游说市场的巴拉德。巴拉德当时已招揽到若干在东欧和拉美有相关经验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一名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和一名前大使。“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巴拉德提及巴沙的政党时表示。“我连阿尔巴尼亚在地图上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巴拉德告诉对方自己帮不了他们。他已经在跟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合作了。
巴拉德告诉我，当一个朋友介绍社会党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我问：‘它是民主国家吗？’是。‘他们是美国的盟友吗？’是。”社会党人讲的故事，是华盛顿人士越来越熟悉的那种。特朗普胜选后，与他们的政府有工作往来的大部分美国外交官似乎消失了，且没有谁来取而代之。一位要求匿名的阿尔巴尼亚官员告诉我，他的政府觉得“我们必须提升自己在华盛顿的存在感”。我问，他的政府如何选中了巴拉德。“互联网让事情变得很简单，”他告诉我。“在谷歌里搜索一下就行。”
但随着一些企业和国家在今春争相给特朗普递话，这些新晋的特朗普游说者发现，他们彼此竞争的激烈程度，堪比与老牌华盛顿公司之间的竞争。例如，巴拉德试着为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员工作。（我并非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的那种人，”他告诉我，“但我希望尽绵薄之力。”）与此同时，莱万多夫斯基的机构在向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的美国子公司Citgo推销自己。（大道战略最终和Citgo签了约；8月，特朗普政府将把Citgo部分剔除出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新一轮制裁。）巴拉德还想办法和土耳其签了一份价值150万美元的合约——这让他和特朗普在纽约的老相识布拉德·格斯曼成为对手。格斯曼的哥谭政府关系公司(Gotham Government Relations)与一家跟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ulen)有关联的公司签了约。居伦是一名现居宾夕法尼亚州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土耳其政府把去年的一场未遂政变归咎于他。
想要为居伦主义者代言的游说者并不多，部分是因为特朗普似乎已经选边了。当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今年4月赢得一场引起广泛争议的公投，被授予更多权力时，特朗普打电话向他祝贺。当几周后埃尔多安到访白宫时，特朗普称赞了土耳其士兵的勇敢，还谈及了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一事。
我和格斯曼一起在电视上看了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格斯曼已受雇传播关于埃尔多安在世界各地打压居伦主义者的消息。当埃尔多安谈及居伦“恐怖主义组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工作人员进行翻译期间抿了抿嘴，随后点了几次头。无法十分清楚地判定总统点头赞同的是什么。格斯曼仍怀有希望。“我们认为，再过六个月，一切看上去都会不一样，”他告诉我。“情况会不断变化。是动态的。”他看上去若有所思。“据我们对特朗普总统所知，他不是一个害怕改变的人。”
四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斯特莱克那位来自特朗普团队的招牌手下乔利，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离开SPG了。他告诉我，该公司招揽外国客户的方式让他不太舒服，因此他要回去做自己的政治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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