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好莱坞性丑闻背后的“律师灭火团”

　　19年前的这个月（1998年10月——译者注），塞尔达•帕金斯(Zelda Perkins)最后一次走出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Miramax)位于伦敦苏活区(Soho)布鲁尔街(Brewer Street)的办公室，与一位女同事一起去找律师。她们迫切需要律师的建议。曾在米拉麦克斯担任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助理的帕金斯表示，她忍受了韦恩斯坦多年的性骚扰，但刺激她辞职的是那名同事称其遭到了这位电影大亨的性侵犯。

　　在向专长于媒体业务的伦敦律所Simons Muirhead & Burton的律师们讲述了她们的遭遇后，两名女士得到的建议是寻求从韦恩斯坦获得损害赔偿金。她们的律师开始与代表韦恩斯坦的伦敦大牌律所——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进行谈判。韦恩斯坦是《低俗小说》(Pulp Fiction)、《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等电影的制片人。

　　最终双方同意了25万英镑的赔偿金（由两位女士平分），并在经过多次持续至深夜、令人筋疲力尽的谈判后，拟定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密协议。两位女士签署了这一协议，随后近20年再未谈起这段经历。

　　直到现在。在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帕金斯不再顾及上述协议的条款，谈起了在米拉麦克斯为韦恩斯坦工作的日子以及谈判保密协议的“极为痛苦”的经历——一位年轻女子对付好莱坞最具权势人物之一的法律团队和威势。韦恩斯坦最近被公司除名以及数十名女性站出来指控受其骚扰或侵犯，使她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她表示，她希望揭露有钱有势的人用来堵住性骚扰受害者的嘴的神秘法律程序。

　　“我希望公开打破自己签署的保密协议，”她说，“除非有人这样做，否则就不会出现对于这些协议有多么恶劣、受害者会受到多少胁迫的辩论。当年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因为之前我以为法律可以保护那些守法的人。结果我发现，这与对和错根本没有关系，而完全在于金钱和权势。”

（图片摄于1998年，塞尔达•帕金斯和韦恩斯坦在戛纳的游艇。同年，她离开了韦恩斯坦的公司© Zelda Perkins）

　　如今供职于戏剧制作公司Robert Fox的帕金斯知道违反保密协议有风险，但她表示自己准备好了面对一切。虽然她是在1998年10月达成的那份保密协议的当事人，但那份协议甚至禁止她持有任何完整副本，尽管她确实拿到了几页纸，上面罗列了米拉麦克斯和她在彼此间应尽的义务。

　　协议中有很多条款对她的未来行为作出指示和限制，包括如果她被要求提供证词该怎么办。一项条款规定，如果涉及韦恩斯坦或米拉麦克斯的“任何刑事法律程序”要求她提供证据，她应该“在做出任何披露48小时前”通知安理的律师马克•曼塞尔(Mark Mansell)。

　　如果需要她提供证据，该协议规定，“你（她）应尽一切合理努力，尽可能地限制披露的范围”，还规定如果米拉麦克斯决定抗辩，她将同意向米拉麦克斯提供“合理协助”。

　　曼塞尔和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拒绝就帕金斯签署的协议发表评论，她自己在Simons Muirhead & Burton的律师们也拒绝置评。

　　在韦恩斯坦引发的这一波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中，保密协议以及帮助设计这些协议的律师受到世人关注，被认为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此类案件长期未被曝光的关键因素。这些指控不仅指向好莱坞的韦恩斯坦，还指向福克斯新闻(Fox News)前主席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以及明星主播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结束与韦恩斯坦的律师团队的会议之后，帕金斯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 Charlie Bibby）

　　虽然帕金斯并非第一个站出来指控遭到一名极具权势的老板性骚扰的女性，但她是首批揭露达成此类协议的侵入性过程的女性之一。她经受的煎熬包括在安理律所的伦敦办公室接受数天没完没了的盘问，最后是连续12小时面对韦恩斯坦的律师团队，直到清晨5点才结束。

　　她说：“对于揭露他的行为和侵犯，他们竟然让我感到羞耻，还期望我列出自己交谈过的人，就好像他们也有什么过错一样。”

　　帕金斯从未奢望在电影行业工作。实际上，如果她在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没有跟随男友去纽约的话，她或许永远不会与韦恩斯坦有交集。

　　那时，她居住的街道正在拍摄一部电视系列剧，一次偶然的相遇给她带来了一份工作。当她快要返回伦敦的时候，一位纽约同事把她介绍给了即将为米拉麦克斯工作的唐娜•吉里奥蒂(Donna Gigliotti，上图左二)，也就是后来凭借《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赢得奥斯卡奖的制片人。这让帕金斯获得了在米拉麦克斯的伦敦办公室从事剧本开发的工作。她回忆说，那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工作环境。

　　开始工作后不久，一位资深女同事就上门找到她。“哈维通常有3名助理在伦敦为他工作，但其中一人突然不辞而别。我被要求填补空缺。”

　　韦恩斯坦每次来伦敦都住在萨沃伊酒店(The Savoy)，助理们在酒店套房里与他一起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房间里接电话，这时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他对我大叫：‘快去接那该死的电话’。我说：‘我已经在接该死的电话了!’这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就是敢于面对他的人。那不是勇敢，而是幼稚。”

　　“他喜欢打击并羞辱男性，”她接着说，“但对于女性，他喜欢做的是引诱并使之顺从。哈维会让你感觉身处一个获得信任和影响力的荣耀地位，然后他以此作为工具来施加控制。”

　　尽管心存这些疑虑，但当被要求担任韦恩斯坦在英国的常任助理时，帕金斯还是接受了。那时候，米拉麦克斯“感觉像宇宙中心”。她参加韦恩斯坦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等明星的会面，韦恩斯坦还询问她对剧本的看法。“他让我感觉他重视我的看法。”

　　她第一次直接受到韦恩斯坦性骚扰是第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走出房间，回来时只穿着内裤。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按摩一下。然后他问我是否可以给我按摩。”她拒绝了。

　　帕金斯说，他经常赤身裸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在自己洗澡的时候让她待在房间里——这与其他站出来指控韦恩斯坦的女性的经历相符。“每次我单独跟他在一起时，他就如此行事。早上我经常不得不到酒店叫醒他，而他会尝试把我拉到床上。”

　　压垮帕金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韦恩斯坦对她的同事的性侵犯。1998年9月4日至9月7日，他们在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并在Excelsior酒店下榻。她知道这些日期不会错，因为她仍保留着那段时间的日程安排日记。

　　有一天傍晚，那名同事心情沮丧地来找她。“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她告诉我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她惊恐不安，泣不成声。我非常气愤，深切不安，也非常震惊。我说：‘我们得去找警察’，但她当时太苦恼了。身处海外，我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帕金斯立刻去质问卡恩斯坦，但卡恩斯坦对她说，什么也没发生。“这一目了然，看看我同事成了什么样子，再看看哈维，我相信她说的。”韦恩斯坦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英国《金融时报》没有提供作出这些断言的任何个人的身份。韦恩斯坦先生明确否认关于非自愿性行为的任何指控。韦恩斯坦先生还进一步确认，对于拒绝他靠近的任何女性，从未有过任何报复行为。”

当时，米拉麦克斯的东家是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帕金斯知道韦恩斯坦与迪士尼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上图左）)

　　返回伦敦后，帕金斯立即去了Simons Muirhead & Burton (SMB)，她在那里见到了该律所的一名律师。“我记得告诉她有关工作以及与哈维相处的情况，她感到难以置信。她说那是性骚扰。我对自己之前有那么幼稚感到有点尴尬。”

　　“我想揭发他，以为我们可以会找迪士尼，”她表示，“但是律师们不怎么赞成。他们的大意是：‘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听信你的话，而不信他的话’。”

　　她说律师们告诉她，唯一选择是争取损害赔偿金协议。“我非常难过，因为整件事的意义是我们必须通过揭发他的行径来阻止他。律师们警告我，如果我选择上法庭，他和他的律师团队会极力毁掉我的可信度。他们告诉我，他会试图毁掉我和我的全家。”

　　钱从来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她说：事实上，她向她的律师们强烈表示她不想索赔。“我的动机是建立保障措施来保护未来的员工。我把我的要求清单交给了SMB，目的是控制他的行为，比如让他承诺会接受治疗，并且在米拉麦克斯建立合适的人事投诉程序，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并在必要时对性骚扰进行投诉。”

　　SMB建议她索赔1年的薪水，她说这对韦恩斯坦来说太少了：她当时年薪在2万英镑左右。她向了解韦恩斯坦行为的一名资深的美国女同事征求建议。对方告诉她去谈判更高的赔偿，因为她拥有的“威力超出想象”。经过讨论后，SMB提出25万英镑的损害赔偿金。他们给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打电话，半小时后对方回电话称，接受这一要求。

　　这笔初步同意的赔偿金，最初包含对一家女性慈善机构的大笔捐款——不过帕金斯称，捐款要求后来被搁置了。但她对米拉麦克斯建立投诉程序以及韦恩斯坦就医的要求（包括她可以见到他的治疗师）被写入了协议。

（图片说明：电影《英国病人》剧照。© Alamy）

　　她的律师写了一封信列出她的义务，信中提到“只要他的治疗师认为有必要”他会一直接受治疗：该公司确认将在3年内遵守该条款。

　　米拉麦克斯表示，在与帕金斯达成协议后的6个月内，将指派3名“投诉处理员”，由其负责调查未来的骚扰指控。该公司还同意提供证据，证明员工已被告知新的投诉程序。关键是，如果在签订协议的两年内出现了针对韦恩斯坦的投诉，而且投诉以3.5万英镑或赔偿6个月工资的方式和解，那么米拉麦克斯将把情况汇报给迪士尼——或者解雇韦恩斯坦。

　　尽管这类义务被写入了协议，但是外界无从得知米拉麦克斯是否完全履行了义务。

　　她称，与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的谈判使她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价。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她必须告诉安理听她说过这件事的每个人，以便写入协议。“如果我向我的法律代表提到了任何一个人，他们也不能隐瞒这些信息。一切都要披露。”

　　在伦敦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内进行了多次紧张谈判。“24岁的我坐在一个满是律师的房间内，我觉得我的法律团队对我不够支持。现在回头看，我明白了他们在遵循正确的做法，但当时我觉得完全孤立。”

　　19年后，那段时间的记忆依旧如新。“谈判过程结束后，我差不多垮掉了。”如今她的目标是围绕她当年签署的那种保密协议开启一场辩论。“我没有说它们不应该存在。但它们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受到监管。”她说，她对这个对自己签署的协议连副本拿不到的体制感到震惊。

　　“对于在双方实力如此明显不平等，而且依靠财力而不是道德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我想质疑它们的正当性，”她说，“我希望其他受到排挤的女性以及那些不被允许谈论自己的遭遇和创伤的女性，可以讨论她们的遭遇。我想让她们知道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