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向川普汇报，是谁与我们作对”

14:1，一票否决，特朗普又可以笑了。

1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就要求美国撤回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进行表决，因为美国动用一票否决权，最终未能获得通过。同时，应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将会在21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

黑莉的“贡献”

为了这次投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莉表现的咄咄逼人，公开与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唱反调”；在安理会的投票结束之后，黑莉甚至威胁与会的各国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将会密切的关注周四（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她自己也将会向特朗普“汇报是谁与我们作对”。

在写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黑莉直接威胁道，“联合国大会正在考虑特朗普总统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当你们考虑如何投票时，我希望你们了解到，美国总统和美国将会记住这次投票选择……22年前美国国会宣布耶路撒冷将会是以色列的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就应当被搬迁到耶路撒冷。特朗普总统是以公开确认的方式来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黑莉在联合国舞台上的立场，一方面当然与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密切相关，但是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黑莉和以色列之间的良好关系。

今年4月，黑莉曾经访问以色列，受到了来自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和军事各个阶层的广泛欢迎，而以色列在黑莉访问期间的“公关”，比如陪同黑莉前往耶路撒冷老城观光，尤其是进入老城中的考古地道，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哭墙”边祷告，这些让黑莉在巴以问题和其他中东敏感问题上，强化了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

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黑莉在以色列国防军高层陪同下，访问以色列和叙利亚争议地区戈兰高地。在戈兰高地停火线上，黑莉也会见了联合国在戈兰高地的观察团代表，也见证了以色列军官和联合国维和人员之间的争吵。

以色列军事高层认为，联合国在戈兰高地的维和部队并未有效地遏制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武装在戈兰高地的扩张，陪同黑莉的以色列军官甚至直接指责联合国维和军官“纵容”和“默许”“真主党”及其他什叶派军队在戈兰高地的存在。而联合国维和部队代表则坚持认为，戈兰高地并不存在“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武装。

黑莉尴尬地见证了双方的争执，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以色列安全观以及中东复杂局势的认知，对于以色列也有了更深的“同情”。因此当她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其在巴以问题和其他中东问题上的态度，与其说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不如说是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以色列在黑莉身上的公关投资，物超所值。

新的调停人在哪里？

其实当特朗普在数日前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态度就很难做出改变。尽管有很多学者，包括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打哑谜”，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说出“耶路撒冷的具体界限”，认为这可能会使得未来的耶路撒冷问题成为一个可以灵活处理的议题。

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原则，那就是在“哑谜”仍然存在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巴勒斯坦或者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再会寻求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谈判帮助。当美国仍然坚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立场下，巴勒斯坦领导人或者其他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参加任何美国调停的巴以和谈，都意味着自己的“政治自杀”。

所以，特朗普才会在21日联合国紧急会议之前，敢于向反对美国关于耶路撒冷决议的国家发出了威胁：“有些国家拿了美国的钱，转头就在安理会投票反对我们，或者很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也投票反对我们。他们拿了我们数上亿甚至上千亿美元，却反对我们。”声称如果有国家反对美国，将切断对其援助资金。

传统上来说，尽管巴以问题谈判进程中，有着来自于国际社会组成的“四方机制”，即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而且在巴以和谈历史上，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沙特、卡塔尔、伊朗、挪威、法国等等，但是美国的作用无疑最为关键。

一方面美国可以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通过直接的游说或者是间接的援助压力，促使以色列接受美国提出的巴以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诸多盟友，如埃及、沙特和约旦，都是巴以问题的重要当事方，对于巴勒斯坦一方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可以通过援助和其他的手段来促成巴勒斯坦一方在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从90年代开始的巴以和平进程，长期以来就是美国斡旋下的巴以和谈进程。因此当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达了“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的言论，也就事实上，让特朗普放弃了继续担任“巴以和谈调停人”的历史角色。

当美国通过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方式来“退出”巴以和谈的“主持人”角色，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巴以和谈调停人。

这种调整，必然会要求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要求国际社会，在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夯实在巴以问题上的既有立场，即反对“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提议。无论是不久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组织召开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所通过的“承认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首都”的决定，还是这次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所讨论的决议草案，都是为了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动员舆论力量，来孤立和抵消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的表态，使得未来巴以问题可能的和谈重新恢复一个相对公平和平等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当反对“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提议赢得广泛共识之后，谁来真的介入和协调巴以和谈，才是真正的难题。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法国，尽管在特朗普的耶路撒冷表态之后，都高调的呼吁“公平”“公正”推动巴以和谈进程，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意愿和能力去介入巴以和平进程之中。巴以和谈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零和博弈”，巴以双方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身份构建，很大程度上是维系在彼此的对立之中，任何调停国如果贸然的介入巴以和谈之中，其结果只能是“两头挨骂”。

而很多的穆斯林国家，尽管借助外交平台，相互之间在巴以问题上“赛嗓门”，比如埃尔多安不停高呼要“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是恐怖注主义国家”，以此凝聚国内的合法性，但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更加担心可能出现的国内政治乱局，并不愿意真的“出力”，或者支持巴勒斯坦团体在其他“地区对手”国内“闹事儿”，祸水他引。在这个时代，民族国家的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伊斯兰教“大同世界”（乌玛）的魅力，这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政治需要。

当俄罗斯和法国都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走过场”，当海湾国家如沙特更加关心与伊朗的地区竞争，当约旦和埃及仍然由于国内经济和社会事务而无法抽身，当土耳其和马来西亚领导人更多是为了博取眼球而在巴以问题上“说大话”，经历了一番热闹的折腾，孱弱无力的巴勒斯坦可能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巴以敏感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热热闹闹的国际会议之下，是形单影只和无人关注的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