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下流行为、种族主义！他的第一年

　　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这个月，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终于忍无可忍了。一年来，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发送令人困惑的信号，比如去年5月在白宫举行了一次热情友好的会议，几周后又在伯利恒大发雷霆。如今，阿巴斯把特朗普的和平努力斥为“世纪耳光”。他不再考虑美国的调停。

　　他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称为“讨厌的人”，并宣布奥斯陆协议已死。他的激烈抨击既表现出决心，也显示出巴勒斯坦的无能。阿巴斯也只能嘴上说说了。然而这对特朗普承诺的巴以“终极协议”来说依然是一曲惊人的安魂曲。

　　所以说，这位总统的外交政策箴言就是“不连贯”，虽说它不像“粪坑”这类言辞那样，显然很不体面。特朗普已经把冒犯打磨为一种精致的艺术。外交协议应该建立在顽固的坚持之上，而不是出人意料地通过侮辱创造出来。只有这位天才统帅自己才知道，在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进行了一年的中东外交工作之后，不等制定出一项和平计划就彻底破坏他的努力，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上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后来又发推得意地表示耶路撒冷的问题“不容谈判”，这就是他会得到的结果。这是一种挑衅。耶路撒冷是一座充满激情的城市，要用这样好斗的态度来解决它的问题，只会招来灾祸，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也试图让这位爱冲动的总统明白这一点。

　　巴勒斯坦人已经看到了总统的每一面。“在伯利恒会议上特朗普如此激动，大喊大叫，指责阿巴斯煽动，说阿巴斯不是他以为的那个体面人——真是太糟糕了，”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什塔叶(Muhammad Shtayyeh)告诉我。“但在他们9月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一切正常。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得到了这个单方面的耶路撒冷方案，它破坏了一切。那么，对我们来说，总统到底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特朗普上任一年之后，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国家动荡不安，信奉好斗的“美国优先”，它取代了那个1945年后全球秩序的担保者。所有维持这一秩序的多边机构——从联合国到北约——都不被总统所信任。一个真空已经出现。现在会填补它的既不是混乱，也不是中国。用葛兰西(Gramsci)在20世纪两次全球大战之间写下的话来说，“老的已经行将就木，新的还无法出生。”

　　特朗普的宇宙里充斥着惧怕，而不是交易。如果他上任后的第一年没有发生灾难，那么在第二年里，从朝鲜到伊朗，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已经出现提升。在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外交与治国方案”下的小标题是“竞争性外交”——而不是合作外交。要保证“武器系统”在“杀伤力”方面“明显超过对手”，花钱显然不在话下。相反，外交方面则需要“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对国务院预算的削减和军费预算的大幅增加反映了特朗普的思维。

　　他对朝鲜采取的核边缘战略似乎表明，他相信核战争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手段，不用血流成河，就能给金正恩迎头痛击。这种情况——我厚道地说——很难想象。有限的核战争近乎一种矛盾修辞。然而，这并不是匪夷所思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开始对通俄门的调查感到不满，并且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带来惊人之举。五角大楼的《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草案考虑了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其使用门槛可能较低。伊朗方面也可能带来意外。总统愚蠢地破坏伊朗核协议是非常任性的行为。如果朝鲜能像伊朗那样，在造出炸弹前停止核计划，就连特朗普的白宫都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但是特朗普听不进任何道理。他谈到复兴美国的伟大荣光。然而，上任以来，他还没有去过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美国的科技与创新缔造了众多吸引全世界遐想的公司。他关心的只是加利福尼亚人大都不喜欢他。他不能容忍丝毫不敬，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全球的权力转移就已经开始；中国在全球的产出份额从20年前的4%以下，上升到15%左右。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的伟大荣光已经减色。在叙利亚，贝拉克·奥巴马的退出战略已经完成。但是，特朗普总统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加速了美国的撤退。

　　当然，对美国的对手表示不信任并不是错误的。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它们都处于一种自信和扩张主义的情绪之中。俄罗斯在叙利亚获得了胜利。它在乌克兰没有撤军。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国家已被证明很容易受到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民主专制主义影响。俄罗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网络攻击亦已被证明是破坏性的，特别是在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一种对自信心的惊人表达。它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企图把别国的命运融入中国不断壮大的野心之中。

　　正如冷战所表明的那样，对美国利益的这种挑战，最好通过连贯的战略来对抗，这种战略要以可行的武力威胁和明确的价值观体系为支柱。然而，这不是特朗普所擅长的。他擅长的是毫无价值观可言的突然爆发。伦敦战略分析师乔纳森·埃亚尔(Jonathan Eyal)对我说，总统“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被困住了，失去了执行任何政策的能力，这种无能为力是危险的。”在核武器和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缺乏与俄罗斯进行最高级别对话的机制，因为特朗普对普京一味卑躬屈膝，置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于不顾。

　　对中国的政策也转变了：先是在贸易方面摆出好战的姿态，而后为了争取北京对朝鲜的压制又对它大肆奉承。去年，在特朗普访问北京期间，习近平安排了盛大的场面，对总统说了很多恭维话，他知道如何牵着特朗普的鼻子走。“美国优先”政策让中国看起来像是更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蒂勒森努力打开与平壤沟通的外交渠道；特朗普告诉国务卿说，他是在“浪费时间”。最终，中国和俄罗斯的信心都因为特朗普的荒唐和妥协的犹豫而进一步增强。

　　去年9月，特朗普会见了法国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同，马克龙与特朗普有些交情。谈到叙利亚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在叙利亚违反化学武器规定后，他用50枚导弹打击了它。“是这样吧？”他问助手们。助手们畏畏缩缩地一致证实的确如此。在提到伊朗问题时，马克龙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样，认为特朗普反对的核协议应该得到维护。特朗普对此不感兴趣。他突然奇怪地转移话题，谈起法国与伊朗的贸易。

　　跟特朗普打交道很难——尤其是对那些为他服务的人来说。本月，美国驻伦敦大使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上演了惊人的一幕，他断然否认特朗普对美国新使馆的陈述——总统称该使馆“位置偏远”，耗资12亿美元。约翰逊反驳称，该使馆没有“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特朗普实际上是想找个借口，取消可能引发抗议的英国之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位美国总统在伦敦不受欢迎！

　　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司空见惯。或许这正是特朗普最想要的：动摇西方对如何治理世界，以及不能如何治理世界的自满情绪。这不是件坏事。他凭直觉感受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的愤怒，这种愤怒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比他的行为更糟糕。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对朝鲜的疯狂威胁只是一场糟糕的警察秀。

　　但是，某种可怕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事发生了。美国的理念被玷污了。它成了特朗普的谎言、下流行为、种族主义以及对价值观的蔑视的牺牲品。如果没有价值观，美国的伟大荣光是不可想象的。总统和专制者打成一片，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前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对我说：“我无法跟我出生在美国的13岁女儿说，特朗普总统象征着是我们所支持的价值观：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等等。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特朗普引发的混乱反映出，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美国”这个词的含义。他为全世界的偏执狂、恶棍、霸凌者、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增添了力量。

　　在以色列，我询问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意第绪语文学高级讲师汉娜·波林-加莱(Hannah Pollin-Galay)对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宣言有何看法。“它毁掉了双方的希望，”她说，“它给右翼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舞台，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对的。看！右翼策略起作用了。他们没有倾听巴勒斯坦人的意见，没有分享圣地，却得到了回报。那是灾难性的，是你能想到的最危险的事。”

　　葛兰西认为，世界平稳秩序之间的危险过渡期是“病态症状最多”的时期。特朗普任期的第二年将展现出，他释放的和内心积聚的病态情绪能否得到控制，而不致出现他所说的“炮火与怒火”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