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抓住了时代精神。他在《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宣告了1960年代波西米亚激进分子和1980年代追逐金钱的布尔乔亚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代表就是克林顿夫妇(the Clintons)这样的人。美国的圣公会派精英们已被重视真才实学的建制派所取代。任何有才之士都可以加入。“各尽所能，按能分配。”布鲁克斯写道。
这些精英不喜欢奢华消费和低俗文化。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高居贱民名单榜首。他的胜利巩固、也粉碎了他们的世界观。在断言特朗普错了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不敢直接说出来的焦虑。特朗普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让人们暂时忘记了终极拷问这回事，但这件事不能无限期推迟。
当美国的精英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时，他们会看到什么？首先将是自我认知带来的冲击。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族认为他们可以兼顾：既积累资本，又占据道德优势，什么都不牺牲。如果你努力学习，获得了真才实学，社会顶层的位置多得很。
但这种想法有一个缺陷。美国精英们积累了花不完的财富。这给其他人带来了三个问题。首先，精英们把多余的财富投资于复制自己的优势。在学校一般的非富人区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机会跻身精英阶层。他们的父母不像富人那样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吊桥在收起。精英主义开放的自我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差异”。经济学家称其为进入壁垒。
对拥有如此巨大财富的第二种反应，是创造其他种类的稀缺性。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有基本的物品——汽车、智能手机和大学教育——物质方面的东西不是成功的标志。炫耀性消费收敛了。人们激烈争夺的是稀缺商品，比如常青藤大学(Ivy League)的学位或居住在你不需要汽车的社区。
文化优势也是一种。美国精英们宣扬的信条是所谓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英文首字母缩写为STEM）教育。但那是给其他人的。社会资本体现在知道在何时对谁说什么——这是一门复杂的技艺。技能学习是留给别人的。精英们的孩子们在学习如何为慈善事业筹款。经济学家将此定义为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社会学家称之为美德显示(virtue signalling)。特朗普称之为政治正确。
第三个挑战是最难解决的。由于有太多的资本追逐太少的投资机会——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称之为“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如今，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成了美国难以摆脱的诅咒。现有的工作岗位与千禧一代所获得的文凭并不匹配。如今当一个成功人士阶层的子弟一点儿也不轻松。孩子们必须比他们的父母花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学习，才能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对不起他们付出的努力。
最富有群体的孩子不需要学生贷款，而是靠父母的资本过活。其余的人则难以证明这高昂的投入是值得的。就好像他们在日落之时被领向应许之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正在上升。学习的人越多，教育的回报就越低。你总是需要更多的文凭，这是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的。输家得到的是挫折感，而不是资本。
这把我们带回到特朗普身上。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他说：“我热爱没怎么受教育的人。”这似乎是一种粗鲁的情绪。但它吸引了很多人，因为这与其他政客的说法恰好相反。特朗普的推文暴露了他是个半文盲。他想说的是“there（在那里）”，写的却是“their（他/她/它们的）”。他想说的是“unprecedented（前所未有）”，写的却是“unpresidented（不总统）”。他在不该“有”引号的地方打引号。
特朗普那滑稽反常的举止是知识精英们的一块安抚巾(comfort blanket)。他证实了我们的道德优越感。但他也侵蚀了这种道德优越感。在我们布尔乔亚潜意识中的某个地方，我们意识到特朗普并非偶然。他举着一面破碎的镜子，照出了我们的幻觉。当我们嘲笑他时，他就汲取力量。当他发起挑衅时，我们就犯错误。然而，我们情不自禁。他令人太无法容忍了。
我们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就在这里。我们需要特朗普，就像他需要我们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共生关系。没有特朗普，就没有人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开了。我们也许会被迫审视自己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喜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吗？他们是否因为握有文凭而值得赞美？还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所说的公平社会？请通过电子邮件或推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但最好使用正确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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