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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之所以与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卷入了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几乎所有因素。
他到底是不是“疯子”？
一本书，一本畅销书，已经成为飘浮在白宫上空的“幽灵”……
必须提一笔的是，在研究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时，个人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虽然在国力上似乎已经与法、英等国相类似，但普京个人却在起着全球性的作用。普京反对“金融跨国资本”已经是“人所周知的秘密”；普京支持欧洲民粹主义，与班农所做所为如出一辙。比如普京是欧洲唯一公开支持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元首。他曾亲自接见来访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盟”）主席、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再加上普京坚定地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叙利亚、在政治上与中国联手、对欧洲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在国际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使俄罗斯在今天的世界上起到了一个远超其国力的大国的作用。与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异曲同工。
影响着当今世界格局的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个人因素，显然就是特朗普。《恐惧》一书为贬特朗普无所不用其极。读此书会令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傻瓜是怎么当选美国总统的？”然而，我们万不可通过西方的媒体来认识一位总统，而必须通过对其本人所言所行来寻求其行为和思维之逻辑。美国和西方媒体在评述国际政治人物时，从来都是“政治至上”的；对西方媒体而言，只要被列为“敌对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忽略，要么极尽丑化、矮化、抹黑之能事，从来没有“客观报道”的。被特朗普批为“谎话连连”的美国媒体几乎很少有支持特朗普的，我们必须警惕他们笔下的特朗普的真实性。之前已经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美国媒体联手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奇特现象。这次，美国媒体也借此书之机，大肆攻击特朗普。《纽约时报》甚至通过发表一名匿名的白宫高官的文章，来证明——特朗普无能之极。我们因此而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成为一个“推特总统”：因为通过推特来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已经成为特朗普打破媒体封锁的唯一手段。
我认为特朗普绝非一个疯子或政治素人。只要读一读他的竞选和当选演说即可理解。特朗普反复强调，“金融财团及其资助的媒体和华盛顿权势集团”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视自己的当选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最后的机会”、将“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否真正自由，还是不过仅有一个民主的幻影”……特朗普非常清晰明白地指出，谁是他的敌人、他的敌人会怎么对付他，而且选民们心中有数，是“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当选总统，怎么可能是一个“疯子”呢？
相反，从《恐惧》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窥到特朗普的核心思想其实没有变过。在第七章第5至52页伍德沃德这样描述特朗普对拥有“印钞票大权”的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权力的理解：
在与科恩的一次谈话中，科恩提到美国利率将会上涨，于是特朗普说，“我们现在应该去借很多钱，拿着它，等利率上升后再卖掉它赚钱。”
科恩对特朗普缺乏基本的理解感到惊讶。他试着解释说，“如果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借钱，你就会增加赤字。”
“你这是什么意思？”特朗普问，“我们只要发动印刷机印钱就是了。”
“你不能这么做，”科恩说，“这样会造成巨大的赤字……”
……
“特朗普回到有关印钱的事上。他说，我们要借钱……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信誉评级，所以能够用世界上最低的利率来借钱……
这时科恩回答说：“你不能印钱。”
特朗普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印？为什么不能印？”
科恩于是解释说，“国会有一个债务上限，规定美国政府能够借多少钱，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伍德沃德由此认为，“特朗普不了解美国政府债务周期资产负债的运作模式”。一个优秀的记者总是会从字里行间将一些他已经了解、理解和明白了的、但却无法直白地说出来的事实，用一种“春秋笔法”写出来，这就是西方“政治正确”的作用。
伍德沃德的这段描述表明，特朗普非常清楚美国总统手中没有“印币权”，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才会说，我们要把权力交还到美国人民手中。他甚至还破例批判美联储的加息决定，认定美联储正在破坏他的“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计划……将特朗普描述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与一个能够将自己的对手——“金融财团及其资助的媒体和华盛顿权势集团”——明确地说出来的特朗普，实在是南辗北辙、差距太大了……我更倾向于认为，特朗普非常清楚自己无法控制美联储，无法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这个角度出发，特朗普之所以向全世界贸易顺差国商品大肆征税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要增加国库收入，以便能够夺回一点行动的自由……
跨国的金融资本
我们应该承认，世界是复杂的，是多重性的，是矛盾重重的，有时甚至是很难理解的。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真的是朝着“多端、复杂”的方向在发生。很有点像宇宙大爆炸的格局：前进的方向不是线性的，而是膨胀式的，朝着四面八方而去的。这使今天的我们在理解世界格局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90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此时正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历史高峰的时期：无论是政治（还记得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历史终结论”吗？）、经济还是舆论，全球化正在席卷整个世界。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处去？》（Où va le Monde?）的书中曾将全球化从1985年伊始，分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开始“痛苦的全球化”、以及从近几年最终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三个阶段。从他的分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是如何在从“幸福的全球化”走向“痛苦的”、甚至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一刀切开，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格局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分化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的。
拉米的分析跨度长达三十年。我们在观察、思考、研究和分析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以及各国、各国家集团以及跨国的某些势力的对策、策略时，有必要区分其长期战略与短期战术之间的区别和分野。
比如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筑墙”“退群”、贸易战等一系列措施，我们应该从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任期，作战术性的研讨。我们当然知道，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美国无论是作为世界霸主、还是从意识形态出发，都会把中国视为其长期的、甚至是唯一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奥巴马不退群，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把中国视为对手；而特朗普退群，也不意味着美国就特别视中国为对手。从长期战略来看，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会成为另一个超级强国，因此中国当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是美国唯一的可能的挑战者，尽管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欲望……我曾在“2018，中美互相试探的一年”和“未来五年，东西方冲突将以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发生？” 等文章中都指出，中美之间未来必然会发生冲突。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就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特朗普的敌人”与“美国的敌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有时不一定会完全重合。因此，在美国从长期战略出发、从国家视角出发，可能始终视中国为敌人，与特朗普今天在他的四年任期内是否一定就视中国为他的最主要的敌人之间，是存在着可供我们研究的空隙的。而我们需要争取的，恰恰是特朗普任期的四年或八年中，为我国的崛起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时期。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是我们的长期战略对手”就对美国任何一届总统的差异、甚至有时会是本质上的差异（这次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差异我认为就属于“质”而非仅仅是“量”的差异）就忽略不计、视而不见。这将会使我们丢失宝贵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战略空隙机遇。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即便美国视我为敌，我们也历来主张从“斗争中求生存”“从斗争中争取和平”、要“斗而不破”。正如我在“未来五年，东西方冲突将以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发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认定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要尽量争取这一冲突以“中国模式”发生，也就是非战争模式。不能将所有主张以“非战争模式”来解决中美之间的冲突的人，都批判为“投降派”。这显然是在中共历史上早已被多次批判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再世。
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不小的贸易摩擦。这场摩擦不仅是特朗普蓄意挑起的，而且目前也是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是由特朗普所主导的。但中国的策略非常正确：我们不希望打贸易战，但我们不怕打；如果美国一定要打，我们将奉陪到底。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特别是认清特朗普到底代表着谁的利益，进而认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的下一步棋将如何走。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突发事件往往代表着某种力量的出现或崛起，它会改变原来非常明确的敌我格局，只要我们能够审时度势，便能因势利导，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比如西安事变的发生，改变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态势，证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日力量；因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便使国共两党形成临时的合力，共同对抗一个更大、更凶恶、更危险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西安事变就是一个历史性战略机遇。在美国长远战略始终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的时候，特朗普的出现到底是我们的战略机遇，还是构成我们新的最危险的敌人，这正是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在这里，特朗普与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既有重合点，又有交叉点的概念。
要理解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的利益分道扬镳，我们不仅要认识全球化，同时也要认识全球化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全球化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带来的不同结果；特别需要认识和学会的，是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
以军工联合体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基本上是以美国国家为主要载体，两者的强盛或衰落密切相联。尽管产业资本也曾通过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特别是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产业从低端开始朝着中、高端发展时，美国产业资本遭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节节败退；但他们却不会闭门反思，相反怪罪于中国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的主要特征则是“跨国”。所谓“跨国”，主要是指国际金融财团通过相互参股、联姻、建立各类基金会、特别是在金融投机机会来临时的共同合作买卖、做空做多，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投机资本。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已经使美国国家利益与金融跨国资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当美国国家与产业资本因全球化而面临困境时，跨国金融资本却依然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在理解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看清，前者与美国息息相关，而后者则已经早已超越美国，成为一个高踞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无形的跨国界利益集团。
全球化从“幸福”走向“痛苦”
从1985年开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利：市场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廉、财富迅速积累、贫困现象日渐压缩、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爆发、 苏联崩溃、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网络将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这时，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全球化才是唯一的核心战略。只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出现经济奇迹。于是出现了“华盛顿共识”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当时世界出现三大趋热：一是无限繁荣；二是民主迈向全球；三是由联合国和美国保证下的全球安全。市场万能的说法就是这个阶段风靡全球的。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思维，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全球化，从此就再也没有向前发展过。
此时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曾经携手赚钱。然而很快全球化开始从“幸福”转向“痛苦”。从我在法国任常驻记者观察到的现象看，始于2001年的“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再具体来说，就是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阶层——从全球化中收获的已经不再是利润而是痛苦。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在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开始失去利润而仅剩“痛苦”……
我们知道，产业资本的赢利方式主要是通过产品，而金融资本则主要是债务。产品需要劳动力来生产；全球化虽然能够使产品突破国界，但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却始终是有国界的。马克思曾说过：无产阶级是无国界的。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奋斗的目标将是一致的，即“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现了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一幕：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出卖的劳动力价格，却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要贵得多；再加上汇率的因素，两者之间的差距足以使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于是便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层的劳动力价格比他们低，而失去了工作。由此，无产阶级变得不平等了，“无产阶级无国界”的说法也被打碎了。
事实上，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发生的摩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国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当特朗普高呼产业制造回归美国时，他获得的正是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而特朗普总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顺差国”大打贸易战的时候，获得的也同样是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
四大力量板块的形成
特朗普的当选，与过去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争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不同就不同在特朗普明确地代表着全球化的“受害者”产业资本以及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利益。这就打破了以往“左”“右”之分。国际关系与国内矛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机械地来理解社会阶级构成和国家关系的演变。比如认定无产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进而推论美国产业资本的斗争对象一定是美国的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而不可能是金融资本，更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都是剥削阶级，因此他们与人民的矛盾就是必然的、绝对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样来看问题，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选民中的中下层白人劳动阶层普遍支持特朗普的奇特现象。事实上，他们支持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阶层是有国界的，事实上产业资本也是有国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国生产的话，意味着美国企业将重新获得利润而劳动阶层将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对于美国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是有着实质意义的，是对全球化的“逆转”。
然而，如果说劳动阶层和产业资本都是有“国界”的话，那么真正没有国界的则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不仅早已实现了跨国布局，而且对利润的追逐也同样是没有国界的。只要能获利，资本并不理会钱是从哪个国家挣的。全球化使资本和劳动都能够自由流通。当一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时候，金融资本可以投资寻求利润；而一家同类产品的美国企业因为与中国竞争失败而倒闭，不得不将企业迁往中国生产时，金融资本照样能够投资赚钱，甚至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利润增多；而失败的则是美国企业和在这家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层。
而西方产业向外迁移、特别是向中国迁移，从本世纪初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当时仅限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从本世纪初一些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中端产业也开始向中国迁移。这样一来，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共享的“幸福的全球化”，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迅速演变为“痛苦的全球化”。于是，两者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了利益的尖锐对立。特别是到2008年，由于金融资本的过度贪婪而造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后果却要产业资本来共同承担，更是使双方形同水火。于是，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及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激烈冲突，逐渐露出水面。
正是在这个阶段，西方主要大国内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都出现了迅猛的上升趋势。这是西方各国民族产业资本在政治领域里推出的“代言人”：在法国是“国民联盟”（其前身即“国民阵线”）的勒庞、在德国是“德意志选择党”的高兰特、在意大利是“北方联盟党”的Matteo Salvini（现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在匈牙利是“青民盟”的欧尔班·维克多（现任总理）……而在美国就是特朗普。
这些政党往往被视为“极右翼”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历史上西方的极右翼势力的主要政治纲领就是排外、反犹；而金融资本内部也确实存在着比例相当大的犹太裔。因此很多反金融资本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就是反犹。
今天反全球化的产业资本同时也反对外来移民。而今天的外来移民已经不再是犹太人，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穆斯林的特点与金融资本一样，具有“跨国”的性质。只是金融资本的“跨国”是超越各国法律和政治之上，而穆斯林的“跨国”则是以非法移民和难民等身份从底层渗透……穆斯林几乎囊括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还包含了一批非洲和亚洲的国家，甚至在欧洲的门槛上（土耳其）和内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波黑等）也都存在。最近越闹越凶的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目前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很有可能是无解的难题。尽管美国产业资本反移民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工人，因此并不是要单纯地反穆斯林；但由于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广大的移民群体是穆斯林，所以反移民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反穆斯林、反伊斯兰��西方目前正在兴盛的极右翼势力最强大的凝聚点，就是反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
伊斯兰世界也正在形成当今世界的一大力量板块。借用美国学者亨廷顿名著《文明的冲突》中的理论，世界存在着一条“伊斯兰冲突线”，即沿着伊斯兰国家的边缘正在发生着种种冲突。但事实上伊斯兰势力并没有仅仅中止于国界，而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世界各国内部；而且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正在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分支（就如同西方内部的产业与金融资本分裂成两大支力量板块一样，只是没有形成同等规模），并正在产生激烈的冲突。而部分伊斯兰势力正在某些隐秘的外部势力的支持或鼓动下趋于极端化，形成威胁全世界的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板块，正在形成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巨大摩擦，特别是与基督教的西方和犹太教的以色列。
从表面上看，伊斯兰世界似乎并没有诞生昔日类似奥斯曼帝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但伊斯兰拥有五大优势：一是深深地渗入了欧洲主要国家，并且正在形成针对欧洲传统基督教文明的强大挑战；二是拥有石油（武器）；三是伊斯兰人口增长强劲；四是伊斯兰信仰非常坚定，处于“精神攻势”态势；五是伊斯兰思想复兴正在掀起。因此，伊斯兰势力也已经形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一大力量板块。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伊斯兰世界也正在挑起一场比贸易战还要危险的对峙：退出伊朗核协议。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伊朗不仅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而且今天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什叶派的最主要的国家。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实际上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最远，实力也最强大，而且一度还一脚踏上了核门槛。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经历了艰难的谈判，才达成历史性的伊朗核协议，解除了伊斯兰世界进行核武装的威胁。特朗普总统却轻易地将之弃之如履。其中的玄机令人长考……
毫无疑问，正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中国自然是当今世界的另外一大力量板块。我们必须理解的是，中国今天已经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国家，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美国。美国今天比中国略高一筹，是金融资本、高科技、军事和话语权这四个方面。而在工业产能、市场规模等方面已经被中国超越。在过去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曾经超过美国，而今天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美国和日本工业产值之和。而且就是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中国也不断在挑战美国。中国不仅建立了直接用人民币结算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而且中国与周边国家、与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以及世界上部分其他国家签订了用本国货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议。这是在金融领域向美国的美元霸权的明显挑战��
中国的工业化和加速融入国际社会，使全球化进展出现了美国和西方无法控制的方向和局面。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在或已经形成四大力量板块。
三大冲突：中国并非矛盾的中心
从中国、美国（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和伊斯兰势力这四大力量板块的交集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六大因素正在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除了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其他还包括经济竞争因素、宗教因素、金融因素、伊斯兰教因素以及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饥饿、冲突仲裁等）因素等。
其实我个人认为，除此六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就如我开头时所谈及的。个人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有时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往往有一种倾向，即忽略个人因素对历史所起的重大作用。我很难设想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和没有戴高乐的法国将会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关系问题。这不是本文的话题，因此不深入展开。但当今世界有两个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却是无疑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从这些因素出发来观察四大力量板块之间的互动和争斗，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大冲突焦点：美国（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全球化：几乎任何影响世界格局的因素都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相关。
从这三大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问题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伊斯兰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曾一度是世界的矛盾核心，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无意中为中国争取到了十几年的发展机遇。但今天伊斯兰问题已经不再是矛盾的中心。只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伊斯兰难民和移民问题冲击着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战略……
而中国与“特朗普之美国”的冲突、特别是目前正在激烈进行之中的贸易战，同样也并非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众所周知，中国始终遵循的是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走到今天，已经获得巨大成就，并且开始走向人民币的国际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进而提出了中国版的全球化4.0模式，即“一带一路”；最终目标是建立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人类发展提出了一个“中国方案”。显然，“中国方案”正在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更明确的是，“中国方案”与世界目前存在的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或迟或早是会发生直接碰撞的。因为这是不符合这两大力量板块旨在维持美国霸权这一战略目标而提出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方案的。但由于中国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慢慢来”“慢慢谈”，是循序渐进、温水煮青蛙式的，因此，“中国方案”与跨国金融资本的冲突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尖锐化，特别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这几年。
中国与美国产业资本的摩擦肯定已经迫在眉睫，因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因为特朗普需要产业劳动阶层的选民和中产阶级支持他竞选总统。不过，中国在贸易战中非常聪明地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强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力度和精确性；另一方面则继续对美国企业展开“魅力攻势”，吸引美国企业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其效果在白宫听证会上得到了充分反映。而且，除了“地缘战略”和“经济竞争”外，中国与特朗普产生冲突的严重性其实可能要比我们预计的要小一点。尽管从长远战略看，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冲突显然将会长期化，但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重新陷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并不比希拉里当选的话显得更大。只不过在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不仅嗓门大，而且比较粗鲁，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压力比较弱。在特朗普眼里，中国确实是“敌人”，但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2018年5月11日，伊朗德黑兰，数千名伊朗穆斯林在结束周五祷告后，聚集在市区街道发起集会，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特朗普反全球化：攻打风车的唐吉诃德？
相反，世界目前（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内即三至八年）最主要的矛盾焦点，无疑是四面楚歌的特朗普总统和他采取的“反全球化”战略。必须再次重复强调的是，我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经分裂成“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和“反对特朗普的美国”。美国过去左右之争、党派之争，主要存在于竞选期间；选后便一致支持当选者执政，这才叫民主。但今天特朗普的反对者始终就不接受特朗普的当选，事实上动用了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对付特朗普，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将特朗普的名誉搞臭，以阻止他连选连任。
特朗普总统在上述四大力量板块中，所代表的主要只是美国产业资本（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遭到损害的劳动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而他的主要对手“金融跨国资本”（目前正以欧洲为大本营）则挟“天子而令诸侯”：“天子”就是反对特朗普的那部分美国，而“诸侯”则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包括欧洲、中国和日本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与“金融跨国资本”的争斗，才是今天三大冲突中的首要冲突。也可以认为，是美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跨国资本之间的争斗。而争斗的核心，就是要继续进行“全球化”，还是要中止全球化进程。
特朗普之所以与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卷入了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几乎所有因素。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及的，只要我们用“全球化”这个“纲”来衡量特朗普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经济、宗教、金融以及人类面临的全球化挑战等各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因素中，以“全球化”划线：凡支持全球化的，都在他的瞄准准心内……
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也支持全球化，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的性质完全不理解的说法。全球化主要要求的就是世界所有国家实现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而要实现这一自由流通，就必须有相应的国际法规来构筑一个框架、有相应的国际组织来执行这些法规、就必须要求每个国家都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来共同构建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特朗普总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需要和正在做的，是与一个一个的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当然是有利于美国的双边协定，并由美国独自来保证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特朗普需要的不是商品、人员和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而美国与A国、与B国、与C国��的双边的自由流通。这不叫全球化，这叫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双边贸易。正因为特朗普的这种方案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才遭到几乎全球的反对。
最危险的将是……（对伊朗）战争
特朗普处于全球矛盾焦点，他所代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正在处于拔枪“决斗”的前夜，目前的战场是舆论的对决，11月的中期选举到底将是特朗普的“滑铁卢”还是“诺曼底登陆”，就要看美国选民是否有突破媒体对他们的“洗脑”和封锁的能力了。这场决斗中无非两种结果：如果特朗普输了，他将被缚住手脚，甚至有可能被弹劾。用班农的话来说，如果特朗普被整得过分的话，美国甚至可能会发生一场“革命”；但如果特朗普赢了，我们可以预计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跨国资本的斗争将立即会趋于激化。美国将进一步陷于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之中，美欧矛盾，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包括中国在内，必然会进一步趋于恶化。
对于中国而言，既然我们并不在漩涡的中心（只需看一看美国媒体甚少把中美贸易战放在头条即可知道），我们对付特朗普的最佳上策莫过于冷静观察、守住底线，打一场贸易持久战，静候其变。与此同时，对外借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4.0版：中国的“一带一路”，改变中国过度依赖对美贸易的处境；对内则深化改革、理顺各大关系，发展内需，进一步落实“中国2025计划”，为中国复兴稳扎稳打……
但最危险的，莫过于特朗普在既无法打赢对华贸易战，又无法摆脱跨国金融资本对他的攻击时，便有可能为寻找能够使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利益趋于一致的出路。特朗普非常清楚，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在中东所做的一系列动作——迁都耶路撒冷、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都是为了安抚跨国金融资本。如果需要的话，特朗普会不会如他几乎所有的前任一样，铤而走险：发动战争？
正如法国《论坛报》在不久前的一篇题为：“明天，将发动一场对伊朗的战争？”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与朝鲜几乎是无条件和解的潜台词，很有可能是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向伊朗提出的根本就是不可能谈判的“投降宣言”，而且特朗普政府内主导对伊朗政策的都是超强硬派……事实上，一旦发生战争，对于美国军工联合体和金融资本而言，都将意味着金钱。战争，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合流的契机。但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而言，这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冒险。文章作者迪蒂埃·Chaudet认为，今天的形势与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的情形非常相似。唯一能够避免战争爆发的，就是经济制裁导致伊朗政权崩溃……问题是，这一幕发生的概率并不大。因此，战争很有可能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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