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大叔 想寻找照片上的中国朋友

 

　　1984，对多数人而言并无特殊的一个年份，美国人傅杰明（Jamie Fouss）却因这一年的中国之行以及此行留下的影像，让1984成为他绵延几十年的记忆。 傅杰明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普通游客，但是相比同期多数外国人需要通过旅行团渠道来中国而言，他的那次“自由行”有了更为自主的观看和拍摄。那次旅行完成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绿皮车，第一次看到被剥皮的羊，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家庭……持续了6个星期的游走和拍摄，将他脑海里关于中国的想象和眼前看到的种种进行了重叠、印证。 

　　1984，广州　　

        作为普通游客，傅杰明的中国之行，没有“地主”陪同，没有机构对接，随性地游走、拍摄，并且享受到了意外的“待遇”——被最普通的中国百姓邀请到家里做客。也是因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已是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的傅杰明一直对这些热情的中国朋友心有牵挂。在《大众摄影》作为首发媒体对他进行采访时，他也多次提到希望能把照片送给当年的中国朋友们。

　　我在路上走着，一个男人用自行车推着自己的女儿，小女孩儿开心地冲我摆手“hello”，我很惊讶，因为一路上没有人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这个男人对我说他是个俄语老师，随着中美关系的回温他开始转教英语，所以想和我用英语聊天练习一下口语。后来我还被邀请去他家吃晚饭。他们住在沙面岛上靠近白天鹅宾馆的一个殖民风格的别墅里，那个别墅被分成几十个小一点儿的公寓。他们家里很简单，但是有电视了。吃完晚饭后，我给他们一家拍了合影。我们全程通过简单的英文和贝利兹中英常用语字典来进行交流。

　　1984，洛阳　

　　在龙门石窟，我看到一位漂亮的中国女生（左二），得到允许后给她们一行拍了照片。连比带划再加上词典的帮助，我们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得知她们在北京一个地毯厂工作。当时没有手机，她们就手绘了一个简单的地图，我到了北京后居然按照这个地图找到了她们，还拍了那个地毯厂。

　　1984，西安

　　我排在一个队伍里买馒头，前面老者的装扮吸引了我，我要拍他，他立刻摆手不让拍。轮到他买时，我抢着帮他付了钱，他很高兴，就对我比划着要带我去他家。就这样，我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去到他家里。那个屋子非常小、非常暗，他让他的妻子买了啤酒、橘子回来。就那样，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却一起边吃边喝，我记得他不断冲我竖大拇指，而我能做的就是也冲他竖起大拇指。最终，他同意拍照了，你们也就看到了这张照片。

　　1984年，我刚结束了“和平队”（The Peace Corps：美国政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组建的组织）的任务，返回美国前，我和朋友们去东南亚旅行。朋友们说，为什么不顺便去中国看看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6个星期的旅行。　　

　

　　我其实很不擅长制定行程，所以就完全按照朋友搜索到的一些信息走，从广州坐船到梧州，又乘坐巴士到了阳朔、桂林，之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又去了成都、西安、洛阳，最后一站到了北京。

　　那次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一点中文都不会，而当时在中国也几乎没遇到有人会说英语，所以我们一路上基本都靠“比划”，或者拿出地图，告诉工作人员我们要去哪。再就是手里的一本小词典，随时随地拿出来翻着，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　

　　我学到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没有”，因为每次我们上了绿皮火车后找列车工作人员问有没有软卧，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买东西全靠“外汇券”，不能用美元。涉外的酒店也是有数量规定的，去一些城市还需要拿到审批，外国人到中国都必须跟着旅行团走。但我们当时是在香港拿到的签证，是以“个人旅游”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旅行的，这给了我不同于其他外国人的特殊经历。　　

　　我们在西安时入住了钟楼饭店，我从楼上看到过一个外国旅行团，周围大概围了50个中国人在看他们。而我们到达大理古城的时候，它才对外开放了两周时间，当地的居民看到我们时，下巴都要惊掉了。路上也有很多人都想和我拍照，所以留下了好多我和中国人的合影。　

　

　　在此之前，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只是在大学期间上过摄影课。那年代在美国，除了一些艺术家、摄影师会专门拍照外，普通人只有在家庭活动时会拍拍合影，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拍摄意识，也很少去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

　　但是到了中国后，我发现有太多、太多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了。比如菜市场，就让我很着迷。美国的市场卖肉都是那种大块包装好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哪个部位，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可是，在中国的菜市场里，那些猪头、肋骨、一些被剥皮的动物，就那么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眼前！看到这些时，别提多吃惊了。尤其广东清平的菜市场，不仅有蔬果、肉类卖，我在那还看到了猫、猴子、猫头鹰、青蛙、蛇……好像这些都是用来吃的。一个菜市场里竟然能有那么多动物，好像一个动物园，太不可思议了。

　　我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所以希望回美国给我的朋友、亲戚讲起这次旅行时，能让他们从照片中看到这种差异。

　　于是我在市场、公园、社区中慢慢溜达，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感受一下他们怎么生活……走着走着我就会停下来，拍摄路上的车流、行人，拍上十几分钟后再走。坐绿皮车也是慢慢的感觉，很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感受。　　

　　我拍了很多中国人的肖像，这可能和我的专业“人类学”有关系。当时街上看到的大人们都是色彩单调的中山装，而小孩子们都穿得五颜六色。当我看到他们并流露出拍摄意图时，如果被摄者表现出的表情是比较高兴的、或者像是在说“来拍我吧”，我就会去拍。但是，我在峨眉山的寺庙里拍摄那些和尚时、在广州拍摄一个仓库管理员时，他们都冲我使劲摆手，那我就不拍了。

　　那时都是胶片拍摄，所以每次拍摄都非常小心，每一个场景都要考虑是否值得花费一张胶片。最初的胶卷是从香港买的，后来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当时在中国想买胶卷非常困难。我记得在大理时，正赶上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胶卷用完了，我到处找，可就是没有卖的，所以盛典开始的时候，我干脆选择离开现场。

　　最后大概拍了三四十个胶卷，是后来我拿回香港才进行冲洗的。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照片上，经常拿出来看看，回想当时的情况。可惜的是，我只能尽量根据后来的回忆给照片写上标签、图说，有些确实记不太清楚了。但那趟旅行让我觉得，世界变小了。

　　在我们小时候，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不怎么友好的。来到中国后，感觉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我们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可爱、乐于助人。

　　如今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非常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想找到这些曾经的中国朋友，送上那张1984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