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明确。2017年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大国，试图依照它自身的利益重塑国际政治秩序。考虑到北京的军备、削弱美国的影响和力量的尝试、对加拿大等美国盟友的报复，以及它的经济行动，产生这样的看法很自然。
如何回应则是更具争议的问题。经过多年徒劳的对话和口头协议，美国应该改变路线，开始切断与中国的一些经济联系了。这种分割可以阻止知识产权盗窃，切断对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支持来源，并对涉及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企业问责。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行业将会难以找到新的供应商或买家，而且有一些根基深厚的选民群体仍然支持与中国做生意。他们认为，任何后撤都可能威胁到经济增长。但是，即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一半，也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不到一半。减少中国进口的成本更难评估，但有多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产品，那些国家都不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和贸易掠夺者。
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以及要求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交出技术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这些行动威胁到美国在创新方面的相对领先地位及其军事优势。
即使是科技领域的非强迫性外国投资，也能增强中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实力，特别是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转向新的国防产业政策，翻译成英文就是“civil-military fusion”（军民融合）。其实，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民间”企业是中国军队及其科技工业基地事实上的供应商。在中国，居民和游客受到持续不断的视频监控，在一项全新的“社会信用计划”中，如果对党的指令有不服从的行为，将会反映在信用评分上，可能影响到从购房到就业机会的一切事情。这些形式的社会控制经常使用西方公司开发的技术。
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作出重大调整。全面的关税毫无必要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这不是正确的反应。但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训诫也不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扭曲、技术盗窃和军队现代化行动的规模太大，无法以如此流于表面的方式作为回应。当涉及到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尽管这种干预应该仅限于对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价值观真正至关重要的领域。
例如，美国政府应该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对从知识产权盗窃和胁迫中受益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是美国贸易代表于2017年8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的最初调查的合理目标，但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关税——关注的是贸易赤字，而不是知识产权的损失。
比起征收全面关税，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不允许美国企业与接受了窃取或胁迫而来的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做生意，也不应允许它们与我们欧洲和日本盟友的企业做生意。美国还应进行干预，阻止任何外国投资流入有助于中国军队，或有助于其国内镇压的技术领域，并限制任何与侵犯人权和军队现代化有关的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市场。
采取这些行动需要美国安全机构收集大量情报，以及美国公司提供的关键信息。后者是很难获取的：由于对中国报复的担心，只有美国政府做出明确的、有两党共识的、长期的承诺，外国商界才会合作。尽管美国必须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但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盟国的合作将使这些措施更加有效。这些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像特朗普政府威胁的那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欧盟和中国实施制裁，会让它们产生共同的目标，那将是很不明智的。
之前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努力，比如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未能有效遏制中国的经济侵略。与盟国合作，直接解决中国的不当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将处于美国国际经济优先事项的首位，并将保持多年，而美国与盟国的贸易争端都不应被夸大或做出过度反应。
本届政府对中国表现出了一些良好的直觉，但它决不能被北京下一轮虚假的经济承诺分散注意。保护创新不被中国窃取将使美国更强大。阻击中国的安全机构，则会让中国政府为其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应该和对待那些与我们有争执的友好国家有所不同。如果华盛顿希望全球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就必须进行干预，以遏制北京的好斗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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