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世界之都 疫情过后的纽约会是什么样子

一年多前，这场现代疫情尚未爆发，曼哈顿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举办了一场犹如凡尔赛宫般豪华的开业派对，派对上有大量的香槟、牡蛎、顶级厨师、时髦人士，以及一座一流城市的其他元素。

但最近一个下午，哈德逊广场变成了一座鬼城。100万平方英尺的购物商场已关闭，主要租户尼曼百货公司(Neiman Marcus)将很快宣布破产。貌似公共艺术雕塑的地标性建筑物Vessel——曾被一位评论家比作一个巨型烤串，通常挤满了游客——空空如也，只有一名保安在底层巡逻。

唯一的人流是源源不断的军人，他们在附近的贾维茨会议中心(Javits Center)赶建的方舱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此刻，他们排成队，每人相隔6英尺，在哈德逊广场一个由店面改造成的临时厨房领取免费餐。和他们一起排队的还有快递司机、邮递员、办公室清洁工，以及奋战在纽约市抗击新冠疫情前线的其他人员。

这个场面提醒人们，新冠疫情如何在短短几周内彻底改变了纽约。该市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已超过全球其他任何城市。随着纽约人逐渐走向重启（很可能是6月），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他们正忐忑不安地思考这座城市将如何从这场大流行病中复苏？疫情过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与其他大城市相比，纽约更加鲜明地展示了新冠疫情把都市特点变成了脆弱性：人口密度、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对零售、文化和旅游的依赖，以及对拥挤公共交通的依赖。

纽约的现代史充斥着不时爆发的灾难，伴随着对于市民将会大规模逃向成本更低、更安全且更便利的其他城市的惧怕。上世纪70年代的财政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衰败；1987年股市崩盘；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且不提各次飓风、洪水和停电。

然而，灾难预言者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的。纽约的复原程度超过以前，而且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造。例如，“9/11”事件带来了更具活力的市中心，并启动了哈德逊广场项目，该项目耗资250亿美元，是北美最大的开发项目。2008年以后，这座全球金融之都转型成一个与硅谷抗衡的科技中心，提高了它对新一代人才的吸引力。

“人们选择在纽约工作不是因为这里生活费用更低或者生活更容易。没有人这么认为。而是因为人才都在这里，”房地产服务集团世邦魏理仕(CBRE)三州地区首席执行官玛丽•安•泰伊(Mary Ann Tighe)表示。

市政府资深官员、上世纪80年代末埃德•科赫(Ed Koch)担任市长期间领导时代广场(Times Square)重振项目的卡尔•韦斯布罗德(Carl Weisbrod)，最近被白思豪任命加入一个新的工作组，指导纽约的复苏。他承认，未来18个月将相当困难。但他的结论是，“只要纽约留住人才，我完全相信，从经济上来说，它会复苏”。

其他市政官员倾向于呼应这种对于纽约未来的信心。一些官员甚至在谈论一个独特机遇：重新设想这座城市，清除几代人累积的令人生厌的商业监管，吸引新产业，或者纠正新冠危机暴露出的社会不平等。

正如白思豪最近所言：“如果说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所做的一切，看看哪些有效，哪些没用。”

没有快速解决之策

在纽约开始再造自身之前，人们对于这座城市将如何度过眼前这场灾难抱有不确定性，即便是在该市的最热切支持者中间也是如此。许多人被“这一次与以前不同”的不安感所困扰。

“这一次要复杂得多，”曾管理9/11恐袭后创建的一家慈善基金、并曾领导公民预算委员会(Citizens Budget Commission)顾问小组的卡罗尔•凯勒曼(Carol Kellermann)说，“我认为这一次将产生更深远、更持久的影响。”

9/11是残酷和毁灭性的一天，但那时候全世界都为这座城市鼓劲，该市的经济在几天内就恢复元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纽约市最终受益于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政策。

对于新冠疫情，目前看不出有任何快速解决之策。在逾2.1万人染疫死亡后（约为9/11恐袭在纽约造成的死亡人数的8倍），纽约的太平间不堪重负。一些人预测，6月份的失业率将升至20%。然而，这座城市的遭遇在更大程度上激起党派之争，而非来自国家层面的同情。纽约感到孤独。

最糟糕的是，让纽约与众不同、成就其独特魔力的人口密度，令该市在疫情面前如此脆弱不堪。凯勒曼表示：“除了更好的治疗和拿出一种疫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政府政策能让人们感觉更安全。”

有钱人纷纷选择离开，到汉普顿、棕榈滩、阿斯彭等地避疫。如果这座城市没了文化生活——从而无法抵消这里的高税收和其他屈辱——她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永远离开。

身为家族第三代开发商的温斯顿•费希尔(Winston Fisher)表示：“肯定将会出现城市人口外逃。”他说出了有一把年纪的纽约人挥之不去的担心：该市倒退到糟糕的旧时代。“我在这座城市长大。我曾在枪口下被抢劫过。我记得59街、第六大道、时代广场曾经的样子，”他回忆道，“纽约市可能会很糟糕。别忘记这一点。”

消毒工作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一个逐渐形成的共识是，当局必须营造一种安全感，就像他们在9/11事件后设法做到的那样。否则，这座城市的商业就不可能恢复常态——更不用说吸引游客了。这是一项公共卫生挑战，也是一项心理挑战。

在疫苗尚未问世的情况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转向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由其领导一个检测和追踪体系。当局希望，随着纽约市开始重新开放，检测人员能够迅速发现新的感染病例，并在爆发群聚性感染之前将他们隔离。正如科莫坦然承认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开发商们正忙着改造原本为容纳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而设计的写字楼。电梯正在被重新编程，使其连接智能手机app，让乘客无需触碰按钮。大楼内部的门也出于同样目的被拆除。

消毒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是世界最大——可能也是最破败的——地铁系统。大都会运输署(MTA)启动了一套在几个月前还无法想象的制度：每天对每节地铁车厢和每个地铁站进行擦洗和消毒。

大都会运输署主席帕特•福伊(Pat Foye)在解释纽约地铁作为这座全球大都市的循环系统的关键角色时表示：“纽约市和大都会运输署在根本上都建立在人口密度之上。这种密度创造了智力合作、文化、商业、华尔街、金融和设计。”

福伊预测，新的消毒技术“就公众对系统的信心而言，可能会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但消毒代价不菲：他估计，额外支出将达到“数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乘客数量和票价收入减少了90%以上。

大都会运输署已从联邦政府获得39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并请求再注资39亿美元，以便撑过今年。

支出削减的现实

这只是目前普遍财政挑战的一个例子。自2014年上任以来，白思豪领导的市政府增加了3万名雇员。他估计，抗疫封锁政策将造成74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其他人估计，这一缺口接近100亿美元。

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在布隆伯格担任市长时期负责经济发展事务的塞思•平斯基(Seth Pinsky)担心，这可能会对人才和企业蜂拥而至纽约的良性循环构成最直接的威胁。

平斯基表示：“纽约在过去20多年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能够吸引到一流的劳动力。我担心的是，随着政府开始对财政状况做出反应，我们将被迫削减基本服务，这将极具破坏性，会损害这座城市的生活质量。”平斯基最近出任纽约主要文化机构之一92街Y(92nd Street Y)的负责人。

平斯基表示，设法保护餐馆、博物馆、画廊等机构，不仅仅是“对艺术和文化情有独钟”。更准确地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的是保持一个原本昂贵且充满挑战的城市的吸引力和宜居度。

当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时，一些纽约人自我安慰说，他至少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可以指望他为这座城市的利益着想。但川普一直对2016年大选中压倒性多数的纽约选民投票给他的竞选对手耿耿于怀，这削弱了纽约获得联邦支持的希望。

川普在2017年推行的减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惩罚纽约和其他倾向民主党的高税收州来买单的。即使川普有心提供帮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将疫情相关的援助请求视为“纾困蓝州”，对其不予理会。

9/11事件后，布隆伯格曾通过提高房产税来应对财政困难。房产税收入占纽约市890亿美元预算的近三分之一。但这种策略不容易重复。

开发商可能无力承担更重的财务负担，因为他们自己的很多租户已经停止支付租金。他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担忧：在快速了解远程工作之后，该市一些最大的雇主——包括贝莱德(BlackRock)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已经宣布，他们未来将需要更少的办公空间。如果这个结论是普遍的，那么曼哈顿的房产价值可能会迎来“清算日”。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富人们就已经开始逃离该市不断上涨的税收，前往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地。曾经是纽约开发商、如今落户亚特兰大的诺曼•拉多(Norman Radow)说：“人们正在离开纽约，他们正成群结队地离开纽约。”他补充说，疫情“只是蛋糕上的糖霜”。

话虽如此，自己的经历促使拉多揣测：未来会不会有投资机会？他最初在1978年财政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迁居曼哈顿，花6.3万美元买了一套两居室公寓。“大家都以为那是纽约的末日。”他回忆道，“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

当前的废墟中仍有一些希望的碎片。一些人在憧憬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廉价货币时代——其标志是亿万富豪们隐藏在哈德逊广场的堡垒——此前变得过热的一个城市，现在可能会经历一场由大流行病引起的重置。更便宜的租金最终可能让新一代人更容易进入这座城市，他们将以前几代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使用空间。

建筑设计师事务所FXCollaborative高级合伙人丹尼尔•卡普兰(Daniel Kaplan)说：“每次危机后都是如此。为下一阶段埋下种子。”卡普兰指出，WeWork就诞生于2008年危机后留下的闲置办公空间。

凯勒曼对此表示赞同：“我35岁的女儿说，纽约将回到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样子——更加粗犷，但有更多的冒险者。”（她承认，她的女儿其实没有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当时平均每年发生逾2000起命案，夜幕降临之后搭乘地铁被视为太危险。）

费希尔现在看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精简陈旧的市政府体系，改善面向小企业的信贷流。与商界其他人一样，他也希望纽约优先考虑生命科学行业，视其为下一个高薪岗位来源——就像布隆伯格领导的市政府培育科技行业一样。

尽管亚马逊(Amazon)去年决定取消在皇后区设立第二家总部的计划，但纽约依然成功吸引了来自这家在线零售商以及Facebook和谷歌(Google)的大笔投资，让包括哈德逊广场在内的纽约西部熠熠生辉。

韦斯布罗德希望建造更多可负担住房。“我认为，反对开发的态度已经过火了。”他说，“大家都说希望建造更多可负担住房，但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住房出现在自己的地段。”

随着新冠疫情让公众看到贫富差距，现在也许是一个机会。与此同时，韦斯布罗德和其他市政领导人担心，这场危机最终将如何影响该市的政治？它将会是带来改革的建设性力量？还是最终让社区彼此对立的分裂力量？

明年接替白思豪的市长竞选活动，也许是该市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竞选之一。他的继任者会是另一个自称的“进步人士”，还是像布隆伯格那样的高管阶层成员，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人？无论是谁获胜，都应该一方面对纽约的韧性有信心，另一方面就像平斯基警告的那样，不忘记纽约的更阴暗岁月。

“那是一段丑陋的时期。”他在谈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说，当时纽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人口缩减80万。“我们花了几十年才爬出那个坑。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再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