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兵：山木先生，您是日本历史学者，对于中日关系历史有自己独特看法。但是，至今中国人谈到日本依然有一些特殊禁区，今天我们开放这些禁区，我希望您能够从您熟悉的角度谈谈，尤其是告诉大家如何了解真正的日本。
三木：我读了您事先给我的参考资料，深感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需要有所改进。直至今天，中国许多学者都在谈论甲午战争中为何中国战败，但从来没有人像西方学者那样谈论中国如何在当时条件能打赢。这个小小区别背后就是中国人的心理脆弱点所在；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或几个战败的替罪羊，慈禧、李鸿章、满清等等，这些都死去的人了，他们无法自我辩护了，于是大家觉得打败仗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尽可以继续做个自豪的中国人了。这个心理在当今中国已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依然发酵，认定中国政治制度是胜利障碍，得出一个逃避的理由：“没有日本同样的制度就一定不会打胜”，反正中国永远不会有日本一样的制度，于是大家觉得只要不打就自然会胜利了。我称这些人叫着“制度制胜派”。如果你读一下苏联或美国的相关作品，就非常容易发现中国学者的研究误区。在您给我看的《雪豹》中也有这种思路，用一个“非中国军人”（德国训练的中国人）打败日本人，试图以此间接地找到中国人不够强的借口，然后拍摄许多痛杀日本军人的镜头，努力找到失败懊恼的发泄口。相反，日本关于击败元军入侵日本的电影都是描述日本武士如何为流血而骄傲，凸显死亡的美感。也正因如此，历史上日本人对日本人战俘和战败部族同样十分残忍。日本人与中国人有非常不同的生死观，日本人把死亡当成生命的自然延续，赋予它一种升华的意义，而中国人的死亡观是失去物质世界，所以要在电影中杀死足够敌人换取物质满足感。你会常常在中国抗战文章和电影中老是为敌人伤亡数字争论不休。日本人绝没有这种争执，死亡数字对日本人来说甚至是一种荣耀。我看过一个俄国电影，它描述一个饥饿的猎人遇到了一只饿狼，他与它相互死掐，最后猎人把狼掐死了，但当他想吃狼肉时却也累死了。我让日本学生根据这个电影讨论日俄战争，日本人感到自己就是那只狼，而猜俄国人感到自己是那个猎户，这点化出这两个民族的区别所在。我到中国旅游发现一个奇特情况，那就是中国皇帝总是花掉几年的国民收入为自己建陵墓，可见中国人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物质的欠债，尽量多带些到阴间去体验富有感，而日本人不管多有权势也不会这么做，从中你就明白为何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天皇每天吃一顿饭了。我敢打赌，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赢了，中国并不会反思，但日本很快会再战，就如与俄国开战那样。
那小兵：日本人给中国人留下一个非常奇特的形象，日本浮世绘版画中非常突出男性生殖器的夸张描绘，而中国春宫画则完全把男性生殖器微小化，这是否能说明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质？
三木：对于这点连日本人自己也十分惊讶，但毕竟是事实。但人就是人，日本人不会具有特别强的性功能去做这种事，但我认为日本人对于这种事很夸张倒是事实。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生殖崇拜文化，这在汉族中早就被儒家文化消灭掉了，却在一些中国少数民族中依然存在。日本人具有一种器具崇拜情结，你从日本人对于武士刀和盔甲的精工制作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精神也运用到了日常生活用品中，包括性用品中去。中国儒家文化极其追求灭人欲，把性演化成了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求多子多福，但性享受的精神本质被淹没了。中国宣传资料中非常突出日本慰安妇问题，这是一种性心理补偿追求，日本人觉得不可理解，他们很难理解韩国和中国的这种心理，日本人那时当慰安妇的也很多，她们把这种事看成是捐躯。
那小兵：中国人一直不理解为何日本如此不惜牺牲侵略中国，中国人重来都不主动侵入他国，觉得很不划算，没有必要，您如何看？
三木：从唐朝开始日本人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自我定位，甚至有一种中华自居的朦胧感，您到日本看看就知道，唐代建筑如此辉煌，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其实，日本人遗传基因和中国苗族很接近，苗族原来就是在山东、江苏和浙江一带的原住民。日本人擅于制造刀具也许就是从越国继承来的，卧薪尝胆，精于计谋，团结一心，都很像越国人。元朝进攻日本时，日本人把其中所有蒙古人都杀了，却保留了大量前宋军为奴，甚至后来有宋军融入了日本社会，成为一个特殊民群，他们多数从事屠宰业和制衣业。到了明朝，日本人入主中原的情绪已经十分浓厚，还计划入主北京，把中国都分给各个大臣了。当时，满清与日本实际上就是两个竞争者，看谁先下手为强，后来满清得手了，日本人感到失去了成为中华主人的良机，反而把自己看成了这场权力更换的失败者，而且一直用满清成功统治中国例子来鼓励自己谋求入侵中国，也因此到甲午时代谋求雪耻。打倒鞑虏不只是孙中山那么说，日本人支持孙中山也这么说，甚至日本人觉得这不是谎言。到了二战，日本人还是说要赶走白种人，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至今，右派依然抱有这种信念，甚至越来越多年青日本人煳里煳涂地接受了这种看法，在和平主义幌子下把战争正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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