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心目中的奥巴马：灵魂虚肿

  　　“刻奇”(Kitsch)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的德国艺术市场，后借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流行。“刻奇”形容一种自我讨好、自我迎合、自我感动的倾向。因此，有人把“刻奇”称为“灵魂的虚肿症”。蒋方舟《文艺青年与“刻奇”》一文中写道：“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纽约时报》10月14日发表加藤嘉一的文章称，“刻奇”不仅是文艺青年的专利，国际政治中也有“刻奇”。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今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因为去年10月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令奥巴马访问东南亚的计划被迫取消，所以这次亚洲四国行具有还债的意味，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加强与同盟国及伙伴国的关系，推动他提出的亚太再平衡(rebalancing)战略。

　　美国再平衡的对象无疑是崛起的中国。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日益扩大，在东海、南海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中日益强势。虽然亚洲邻国也能从中国崛起中获得经济利益和商业机会，但面对一个政治体制不同、国力大大超出自己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强烈的感觉是压力，甚至恐惧。

　　国际政治中有一个概念叫“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在一个地区的不同阵营的势力间达到平衡，地区安全形势才能够稳定下来。美国至今依然依靠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同盟国来维持亚太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均衡理论。冷战期间，美国制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苏联，而今，苏联不存在了，制衡的对象自然地转为社会主义中国。

　　历史告诉人们，大国或者潜在的大国具有对外扩张的倾向，尤其当这个国家在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制度与观念、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难以达到平衡，被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舆论推动时，一个国家容易失控，而为了避免内部失控，国家往往选择或被选择的是对外扩张，甚至侵略。二战前夕的日本，恐怕是典型的实例。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能重走二战期间日本的路子？”2014年5月上旬，在哈佛大学的一次闭门讨论会上，一名日本自民党议员向一名哈佛大学教授这样询问。意思是，今天的中国就像二战期间的日本，军人忽悠文官，决策系统失控，知识分子无声，民众盲目恐慌……可能陷入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境地。这位专攻东亚问题的学者显得有些尴尬。他很难否认，这种担忧是现实的。

　　这位议员的担心在日本政界、学术界很有代表性。据观察，其他亚洲邻居也普遍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日益强大，感到担忧和警惕，其中既包括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还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包括与中国大陆联系密切的香港、台湾。

　　出于这种担忧，多数亚洲国家渴望有另外一个大国能够介入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哪怕不知道这种介入通过何种方式去实现。这个大国只可能是美国。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不时喊出“重返亚洲”，正中他们的下怀。正因为如此，一旦美国表态重返亚洲，东亚各国政府和公民动不动就兴高采烈，产生一言难尽的“集体安全感”。这种“群体共鸣”背后真的是亚太地区势力的再平衡？反而，这更像是“刻奇”产生的廉价感动。

　　今年4月奥巴马访日期间，公开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这在他总统任内还是第一次。于是，在中美两国关系密切的形势下担心被美国“抛弃”的日本政府、媒体、国民迅速而情绪化地表示欢乐与欣慰。

　　理性的看，奥巴马的表态只是重申了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一贯立场。何况，美国政府讲的“适用对象”并不针对主权，而是针对施政权。奥巴马也没有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

　　除了上述本着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或国家利益的视角，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指标是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如下统一称“价值观”）。2014年4月25日，日美政府在东京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的开头写道：日美之间的关系成立于相互信任、尊重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共通理念、支持民主价值观和促进开放的市场的行动基础上。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规则、秩序、民主、开放”。在日美两个同盟国看来，尊重和遵守这些价值观才是“先进”的，与此同时，日美两国高举这四块价值观去“制衡”中国现有的做法和缺陷：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应该尊重既成秩序，而不应该改变秩序，试图创造新的秩序；中国在领土政策上应该尊重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法，而不要靠实力去改变现状；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应该尊重民主主义和普世价值，而不要拿着“中国特色”来搁置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尊重开放性，而不应该试图从本地区驱逐日美这在安全保障上相对立的国家。

　　至少在现阶段里，规则、秩序、民主、开放等理念对亚太利益攸关方而言意味着“崇高”与“先进”，从而产生“群体共鸣”和“廉价感动”。这符合“刻奇”所描述的因自我感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而自我感动。

　　然而，“崇高”与“先进”所带来的“共鸣”与“感动”究竟有多大说服力，却需要谨慎的解释和现实的观察。核心的问题是，奥巴马高举，提倡的“重返亚洲”战略至今有没有在利益和价值双重层面上达到如前所述的“制衡”中国的基本目标？

　　在东海和南海海域，正在“重返”中的美国在利益层面有没有成功制止中国的“扩张”政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2014年9月29日报道，29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确认三艘中国海警船（海警2113、2146、2350）巡逻于钓鱼岛的周边海域，中国海警船连续六天巡逻相关海域。中国国庆节期间，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引述国家海洋局的消息，宣示中国海警2350、2146、2113舰船编队10月3日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在体制和发展模式领域，正在“重返”中的美国在价值层面有没有改变，至少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以及价值体系？根据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9月25日公开发行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9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涉“占领中环”声明》回答记者提问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希望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据观察，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牵涉到国家利益的政策层面还是牵涉到国家体制的价值层面，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受到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左右，甚至还进一步强化“走自己的路，让美国去说”的执政风格。表现在外交上，就是中国主动出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地区、全球议题上加强沟通和合作的同时，还促使美方承认，至少理解中国所拥有的“核心利益”。

　　在这种情势下，曾经或正在欢迎美国“重返亚洲”的利益攸关国家和地区也不得不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近期不断派出阁僚级政治家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复公开表示“希望11月在北京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导热会议之际与习近平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是个明证。日本正在，或长期面临在最大盟国美国与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和合情的距离。

　　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了。他在未来强有力兑现“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前景并不乐观。目前，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资本投入中东局势，应付崛起的“伊斯兰国”极端伊斯兰组织，顶多勉强兼顾乌克兰局势。对亚太事务以防守为主，还要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除了政策本身在现实层面落空，“重返亚洲”政策还忽略了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利益、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日本与美国即使是同盟国，但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迥异。在日美之间关于中国崛起的“警惕度”和对亚洲地区的“认同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东南亚虽然正在东盟框架内经历着划时代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但无论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多样化、宗教因素、意识形态、以及与美国的距离感，东盟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差异：新加坡与柬埔寨、印尼与泰国、老挝与文莱、越南与马来西亚、菲律宾与缅甸，能直接对比，一概而论吗？这些两者之间难道完全可以说是共性大于个性吗？

　　在“中国崛起”这一庞大的表象面前，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在现实层面号称“再平衡”，在价值层面谈论自由、民主、人权，而实际上并未改变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上升，更富扩张性的态势。

　　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华而不实的“刻奇”战略具有三个特征：一、在某一特定或非特定的群体之间产生共鸣的逻辑背后往往有着庞大、不确定、难以对付的“敌人”；二、它必然牵涉到“自我Vs他者”的认同纷争；三、群体共鸣也好，廉价感动也好，假装崇高也好，这些情感被打造的过程中，主体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是利益问题，也是价值问题，而且，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师一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