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与安倍迎来了大面积胜利，尽管比起选前民意调查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差距甚大，自民党最终仍只能依靠“自、公联盟”来达成三分之二多数，但这对于寻求修宪的安倍来说已经足够了。安倍会成为1955年后日本最为集权的领导人似乎也已经毫无悬念。不过，这个政治狂人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在日本这种“间人主义社会”里，但凡身居高位者，身后往往有政、经界的各派人士将其携手推上高位，正所谓“花花轿子人人抬”。这点在安倍的身上也毫不例外，尽管在日本人看来，这位二进宫的首相始终受着消化道疾病困扰，进而自信受损，“安倍因胃病时刻准备辞职”的小报消息也时刻充斥在坊间，即便在2014年也有好几家报纸传来这样的声音，可这也并不妨碍他率领自民党在新一轮的众院大选中成为胜利者。
当自民党低调应对媒体，称目标只在“获取半数议席”上时，日本主流媒体已经大多发现了民意将安倍早早推上了胜利的王座。虽然“安倍经济学”近来效果不振，可经济界的支援却也始终未见减弱。即便国际社会开始质疑日本的信用，安倍仍能在政界积小胜为大胜，诸派势力的支持最终成了安倍身居日本新一代政治中核的关键。可必须指出的是，安倍的胜利并不能让他成为引领日本的真正领袖。
日本政界自16世纪就有“大坂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传统，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自民党总部在2014年内的政党纯收入达222亿9千8百万日元（约合12亿1千万人民币），位居日本各派政治势力之首，远高于靠《赤旗报》收入维持运营的日本共产党和只有少数进项的民主党。当自民党要员鸠山邦夫（即鸠山由纪夫的胞弟）领衔的“国民政治协会”帮安倍在2014年吸纳了约20亿日元的企业法人献金时，这一金额较之民主党取得的100万日元法人献金已成天壤之别。
事实上，自民党要人在战后几十年间一直对日本企业有着“空降”的传统。这使得自民党丢失政权后，日本经济产业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的领袖也随即中断了对于日本政界的献金号召。伴随着安倍率领自民党在2012年成功夺回大权，经团联当场就恢复了和永田町的关系，认为“民众期待自民党能带领经济走出低谷”，也就在2014年9月，经团联已经决定让全日本1,300家加盟企业向自民党慷慨解囊。相比之下，仅仅一家企业提供捐助，民主党都会遭遇新闻界的口诛笔伐。
在日本当前日元贬值的大方向上，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相关的各家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也容易受惠，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汽车产业，小松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产业和佳能、富士为代表的精密机械产业也容易从中获利，这就让大企业的献金较之上年直接提升了47%。小学馆的《Post》杂志就已披露过一个“政治献金”的名单，在这个单子上，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日本电机工业会、日本钢铁联盟、不动产协会、三菱重工、丰田汽车、佳能、住友化学等二十多家企业组合在大选前已各自向自民党要人提供了20亿日元（约合1亿4百万人民币）的竞选资金。资料显示，在日本经济界，汽车工业、核电相关产业、证券业和人寿保险业对安倍政权与自民党的支持相当突出，野村证券、大和证券和三菱重工的献金额度较之前一年已经分别提升了三到五倍之多。
此外，“安倍经济学”基于其“地方创生”的口号，其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上的投入也较为突出。日本民间智库和经济界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增税”拉动消费，安倍政府从民间吸纳了8兆日元（约合4,161亿人民币）的资金，但这其中就有5兆日元（约合2,606亿人民币）被用在公共事业的建设上。由于这些项目基本上属于投资招标类型的大型建设项目，加之自民党高层与建设业的联系也很紧密；很多党内要人退职后直接成为大企业顾问或高管。这使得双方容易通过类似的项目达成共荣共存的关系，即便有很多项目被野党批评为“撒钱项目”（Haramaki），但无论如何，公共项目的投入已经为自民党阵营增加了新的支持者。
当然，只有经济界的支持也是不够的，日本的政治生态决定了自民党的胜利是必然而非偶然。作为支部遍布全国且历史悠久的第一大党，自民党全日本近7400个党部远超民主党等野党。在安倍执政的两年间，又有两万多名社会贤达人士入党，让自民党的有效部众已达80万人，相比之下，自民党的最大对手民主党只有20万名核心党员，其六百多个支部也基本散布于东京、大坂等核心据点，换言之，自民党的体量早就决定了他日本国内无敌手的现状。
其实，日本一度野党乱立的现状一方面与小泽一郎等阴谋家的搅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部分拥有议员身份的政客贪图结党后可以取得的“政党扶助金”巨款有关系，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的崩溃就不外乎这两点因素。讲谈社的《现代》杂志认为，日本开始陷入“政治衰退”，这也使得政客不需要太多的政治手腕就可以获得领导资格。当野田政府在下台前不能给出具体措施改善2011年后日本经济的困境时，安倍仅仅略施小计就率领自民党取得了胜利。
基于日本“政治衰退”的现状，安倍需要解决的其实也只有长期通缩这一问题。尽管“增税”对于政府管制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野田政府的崩溃就来源于不能正确处理增税的时间节点问题，但安倍已经在上台后的一年间内通过“小泉剧场”式的民粹主义手段拉拢了民心，在控制了民意后，再缓慢推进经济调整方案，在双重推动下，野党面对安倍当局在十几个月内的经济指标已基本无话可说，民主党等野党也难以提出有效政策对自民党展开反击。
当然，安倍政权稳固的核心莫过于自民党内部派系的调整。从2012年开始，安倍就面临着自民党内部派系的重新洗牌，尽管在总裁选举期间，町村派的支持让安倍打翻了试图改写新秩序的石原派，但打倒石原派，将石原伸幌为核心的一批要人排挤到边缘位置并不是最终目的，安倍需要的是党派内的支持，换言之，安倍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要加强某一派的势力，倒不如说是加强自民党党内的凝聚力，同时减弱派系制衡的因素。
不可否认，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期间，各路人士就基本上表示了对安倍的全力支持，他们在“脱离战后体制”的意识形态以及支持安倍经济学、希望脱离长期通缩的经济方针上都存在着相同的诉求，即便是像岸田文雄这样的原安倍政敌门下的要人，也基本上在外交、庶务等问题上选择较为务实的态度，可即便如此，安倍本人仍要摆脱原先自民党内七大派系三大集团按山头分配官位的制约，将权力基本收归自己手中。
从自民党内部的体系来看，安倍正在巩固加藤胜信等提出的“创生日本”思想，同时积极鼓励以菅义伟、今井尚哉、世耕弘成为代表的务实派人士出面活动，同时还在加强党务和宣传领域。有分析认为，以前事务长元宿仁为代表的自民党务人士给了安倍较大的启发，这些自民党老职员尽管基本不抛头露面，但党务领域正是自民党在2009年大败后仍能收拢残部的原因：在元宿力排众议之下，自民党党部在败选后资金缩减时没有遭遇人才流失，相反，却积聚了足够的经验。元宿等人在应对献金、丑闻与选举人选上的经验也已经基本上传授给了新一代的自民党党务官僚，同时为安倍加大控制能力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事实上，自从2014年9月将前干事长石破茂任命为“地方创生大臣”，将前总裁谷垣祯一推上这一岗位后，外界已经不难发现在安倍于2014年9月创建的“第二次安倍改造内阁”中，原先按派系山头分派官职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麻生、岸田因其彼此经济、外交思想相近，也基本可以取得相应要职，町村派却没有按此前外界预料的那样取得关键职务。此外，安倍及其幕僚还将原先的“无派阀联络会”等组织改造成为以石破茂、谷垣祯一为中心的松散势力，使得在当前七大派系之外，安倍内又得到了拥有132名众、参院议员支持的新势力，而这一势力本身就与七大派系的体量相当，换言之，当外界仍以为安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时，却也不难发现他终究要加强自民党的凝聚力，进而减弱派系的影响。
因此，尽管安倍与自民党在选前面对新闻记者时仍“谦虚”的表示选情，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半数以上党内要人支持，经济界全力压上的势力本身就不可能面临失败，安倍及自、公联盟所要做的仅仅是集中力量，进而在经济界的配合之下丢掉包袱。伴随着经济策略、政界支持，第二次登上相位的安倍就在内外助力之下从原先的仓皇退位变成现在煊赫一时的日本首脑。
包括《金融时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内的日本及国际媒体也大多指出，安倍的支持率虽然下降，但自民党的民意基础仍然稳固，很多接受采访的日本民众更指出，当下除了安倍外，日本国内其实已经找不到其他的选择了。分析人士认为，安倍的“安倍经济学”战略通过政策指向、政策暗示和政策行为，逐步坚定了民众对经济的信心。此外，安倍在推行新政策过程中的强势表现已开始转化为社会压力，可它在日本仍面临顿挫：日本人口老龄化、经济水分基本被榨干等因素带来的通缩也难以靠增发货币等因素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导致日本从2025年开始将有1,085万人丧失劳动力，安倍的增税政策更将有可能让2,400万人从中产阶级转落到贫困状态。要长远的解决问题，显然只在日本内部是看不到答案的，不过对于寻求继续掌权，并借机“修宪”的安倍来说，这些危机显然太遥远了：政治、经济领域的继续支持对于安倍政权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小确幸”，而这一点也决定了他纵然胜选，也难以成为引领日本未来的真正领袖。 (茅岳霖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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