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符号（�）的设计灵感来自希腊字母Epsilon，代表着欧洲文明的根基，符号中的两个横线，则象征着欧元乃至欧洲的稳定性。然而，这样一种美好的希冀如今却面临着残酷的现实考验。
近段时间以来，希腊银行前总能看到排起的长龙，债务危机如火如荼之下，希腊人不确定银行本周能否照常营运，也不知道本月结束后从银行提款机领出来的会是欧元，或是原先的货币德拉克马。如此挤兑潮的出现被外界描述为“庞贝末日”前夜，希腊方面提出5日就债务救助协议进行全民公决，更被视为希腊离开抑或留在欧元区的“摊牌”之举，乃至于整个欧元区行将集体倾覆的前兆，“欧洲的未来掌握在希腊手中”（Europe’s future in Greece’s hands），《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7月4日甚至已发出这样的感叹。但在相当意义上，人们有关希腊债务危机的观感已然走入一个误区。
希腊公决无关退欧
过去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对希腊内部发生的一切始终都保持着极度的关注。从5月末希腊未能与国际债权人就协议达成一致，到6月希腊一再推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偿还贷款，欧元区18国财长拒绝延长月底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的期限，希腊成为第一例IMF违约的发达国家，希腊总统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终于国内实行资本管制，并举起全民公决大旗。在外界看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或许已成为对于此情此景最为生动的写照。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希腊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公决之上，并将之理解为一次“退欧公投”，此一系列认识却着实有失偏颇。
一方面，正如齐普拉斯本人指出的那样，“公决无关希腊是否会留在欧元区”。在这场的大戏当中，公决既非拒绝欧洲、也不是拒绝欧元，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绑架民意向债权人施压，并因此决定是要接受还是拒绝此前国际债权人提出的受援交换条件。希腊债务危机归根结底仍是希腊本国财政结构的问题，投票本身与脱不脱离欧元区并无根本性联系，而借由民主投票选举可观的，也不过是希腊与欧盟之间大打心理战，以及追逐利益与资本过程当中的人生百态罢了。
而在另外一方面，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则在于其体制和机制设计上存在致命漏洞，即这是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货币体系。尽管希腊以及欧盟方面近来屡屡以希腊退出抑或不退出欧元区为标的向对方要价，但希腊退出一事不仅无先例可循，更没有现实的退出机制以推动运作。无法进行自我新陈代谢实乃当前欧元区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弊端，而缺乏退出机制更是导致欧元区无法对其成员国有足够的约束和威慑。一个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系统无法做到吐旧纳新和新陈代谢，大量毒素得不到正常排泄在系统中淤积，更令之难以健康运转，这相比于希腊债务危机更让欧盟头痛。
欧元区难以克服的公地悲剧
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并不能完全排除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但当前希腊债务危机显然算不上是欧洲的最主要矛盾。
希腊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长达20年的入不敷出。自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去年，希腊每年都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即花出去的钱超过其税收收入。大多数时候，希腊最开始公布的赤字金额都很小，但随后却被证实很大。每届新政府上台后，都会指责前一任政府的“铺张浪费”，戳穿他们的“谎言”，大幅上调赤字。由于赤字缺口越来越大，希腊不得不通过举债度日，债务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若想真正解决问题，最终出路仍在于希腊自身的“求变”，外部贷款以及支持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只能暂时延缓希腊的病痛。
事实上，逐渐走出2008年欧债危机阴影后，对于欧盟而言，钱并不是关键性问题。尽管希腊政府欠债的总数约3,200亿欧元，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但鉴于希腊的经济总量不大，救助希腊的钱欧洲完全拿得出来。欧洲央行当然会继续运作下去。欧洲央行亦有专门应对损失的准备金，弥补希腊违约为其带来损失不是问题。真正可怕的则是纵容希腊可能会引发示范效应。
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规定，欧元区国家预算赤字占GDP不得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不得超过60%。然而站在今天来看，打破这一限制的显然不只希腊一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和希腊一样都在接受援助，虽然他们的经济没有像希腊那样崩溃，但失业率高企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欧盟方面所担心的是一旦其作为债权人对希腊做出让步，这些国家或也将跳出来要求同样的待遇，这所能造成的最糟糕的后果莫过于让欧元区真正成为一块人尽可主的公地，迫使整个欧元区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买单，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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