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王毅近期作出一系列反常表态，先是8月5日无视自己副部长程国平此前已经承认中国邀请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参加阅兵的言论，坦然表示“从未听说过安倍9月访华”，然后是8月6日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上应约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面，却表示关于安倍是否会访华等问题都没有谈到，更称与日本“哪儿那么容易达成共识”。近几个月以来，安倍能否在9月来华的悬念已经被中日两国媒体乃至国际媒体炒得不能更热，但在距离9月3日已经不到一个月的今天，王毅的表态非但打消了外界的期待，甚至也透露出了另一重讯息——曾经出现回暖迹象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分歧又已经再次凸显出来。
长期以来，日本政界希望与中国修好的意图是明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7月对中国的访问也表明，日本并非没有考虑过9月安倍访华的可能性。从谷内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见的记录来看，中方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并不多，但如今安倍访华计划的再次流产，意味着安倍再次放弃了与中国修好的机会。
自安倍上台以来，历史问题仿佛成了东京解不开的死结，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之际，东亚地区的和解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愈发恶化。是什么阻碍了安倍的访华行程？
避谈战败：迈不过的心理障碍
毫无疑问，是否出席北京9月的天安门阅兵式，对安倍而言是一道难题。一方面，对于已经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而付出了长期努力的日本政府而言，出席阅兵式是一次与中国领导人接近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的绝佳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天安门阅兵“纪念抗战七十周年”的性质也将安倍推进了尴尬境地：一旦安倍出现在阅兵式现场，他就将不得不面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
而这正是安倍长期以来最为不愿面对的事。今年8月14日，安倍即将发表他的战后七十周年谈话，在其谈话措辞引发国际关注的同时，安倍打破此前首相发表谈话的传统，刻意避开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的做法也耐人寻味。尽管有一种看法认为，避开敏感日期与他以首相个人身份发表谈话一样，可能降低谈话发布后的批评压力，但是，一个不难得出的推论是，如果安倍真的在乎外界批评压力，也就不会有今天因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一意孤行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对安倍而言，或许放弃官方谈话名义降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尚可算得上是一种务实策略，但是，向全世界宣扬他的历史观和二战认识显然仍旧比中韩两个邻国对日本可能的抗议和施压要重要得多。
而安倍的历史观多年来早已多次为人所诟病。正如安倍的高中历史老师此前所言：“在你的头脑中，日本历史停留在了1941年12月8日。”一直以来，安倍对日本战争前期的扩张和强国姿态十分热衷，对此后的战败及战后改革则兴趣缺缺。就安倍个人而言，不愿谈、不愿面对、不愿触及战败“伤口”的倾向，一直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说安倍避开战败纪念日发表首相谈话意在减轻反对压力，或许倒不如说他不愿在日本战败的敏感日期提及侵略战争且日本战败的事实更接近现实。毕竟，作为日本首相他不可能完全无视此前历任首相的谈话内容，尽管他可以在谈话的细节措辞上进行修改，战争纪念日上战败国首脑发表的谈话的基调终究不是安倍一人所能扭转，而在战败纪念日上再次强调日本战败，这种举动对安倍来说恐怕不会是愉快的经历。
也正因此，要安倍出现在天安门抗战纪念阅兵式上，直面日本侵略其他国家且最终战败的历史，真可谓难如登天。此前日本方面曾经试探，是否能够在“9月3日前后”安排安倍访华而避开3日阅兵式，但这一诉求与北京的预期背道而驰。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7月13日发表的一篇社评部分地泄露了北京在此事上的态度：“如果安倍9月3日出席天安门阅兵式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在这个日子前后访问中国的可能性不会更大。”安倍的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僵化，如今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不能在历史问题上实现突破，中日邦交的融冰也只是空谈。
放弃访华：打得响的政治算盘
自安倍政府强行推动通过新安保法案以来，民调中安倍及其政党的支持率都发生严重下滑，不支持率一再压过了支持率。尽管由于殊少对手，安倍2016年的选举形势仍不算紧张，但是，对政客及政党本身而言，选票及支持率仍然是不能不做长期打算的问题。
以选票形势计，如今摆在安倍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局面：支持安倍访华、支持与中国修复关系的人群与反对新安保法案的人群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合率，另一面则是支持新安保法案、支持日本自卫队“走出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承认历史诚恳道歉视为羞辱的偏右人群。在新安保法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罪了第一个选民团体的情况下，是否同意出席天安门抗战阅兵，就成了一次赌注：是挽回已经失去的那部分选票，还是抓住目前已有的选民？
显而易见，今天的安倍及自民党更倾向于首先巩固已有的选票基础，这既是其长期以来的右倾倾向所致，也是因为，第一种选择操作难度和失败可能性都更高，而在访华姿态与新安保法案的指向存在一定程度冲突的情况下，目前的安倍政府首先要保证的仍然是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另外，新安保法案与9·3阅兵在时间上的“撞车”可能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如果在大力推进新安保法案的同时，又为了与中国的关系出现在北京抗战阅兵式上，很容易会给日本国内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官邸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据此前媒体报道，安倍亲信中亲欧美派势力出于打压政敌的目的，正对安倍访华计划横加阻挠，甚至将访华举动渲染成了“战败国首脑前来谢罪”。七月被认为是为“习安会”铺路而访华的谷内正太郎正是打压的主要对象，这种内部斗争就将首相官邸对首相决定的纠正作用抵消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反而推波助澜。
最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不能忽略的问题。日前已经传出消息，欧盟国家首脑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可能性极为有限，甚至有报道称除捷克外欧盟其他国家“一致抵制”北京阅兵，而报道中给出的抵制理由之一正是担心阅兵针对日本，出席阅兵可能影响欧洲与日本的关系。姑且不论这其中有多少借口的成分，如果这一报道属实，那么欧盟的拒绝不但正中安倍下怀，而且还成了安倍决不能前往中国的充分理由。 (霍娜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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