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ISIS的狂风暴雨之后，伴随着旧秩序的严重削弱，以及宗教军阀和民族武装的迅速崛起，可以预见的就是，中东的乱局将不会随着ISIS的失败而消亡，反而有可能会因为ISIS引爆的政治核弹，即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中，迎来新的高潮，甚至不可收拾。
首先，无论浪漫的“阿拉伯之春”，还是残酷的叙利亚内战，事实上都是阿拉伯人口迅猛扩张并撑破社会容器之后的一种结果。以埃及为例，它的人口已从1981年的3500万增长到现在的9000多万，同时，耕地和农业技术没有增长——埃及已沦为世界上粮食最匮乏的国家之一。而且，由于缺乏制造业，阿拉伯社会没有吸纳新生人口的能力，这里依然遵循着马尔萨斯古老而残酷的人口规律，以至于多余人口几乎无一例外的失业化、贫困化。据2014年世界银行数据，埃及15至24岁失业率已达42%。所以，在人口规模远超经济容量的大背景下，中东利益之争必然日趋激烈。
另外，中东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非常严重。比起虚无缥缈的国家，中东的人民显然更认同自身部落和宗教。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的仇恨，叙利亚的阿拉维、逊尼派、东正教和库尔德的矛盾，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和土著彼此的厌烦，也门北部宰德派和南部逊尼派绵延几十年的冲突，科普特人和贝都因人对埃及的离心，沙特各教派上千年的纠缠，都远远超过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这些牢固的隔阂和刻骨的仇恨才是中东政治中被长久压抑的火药桶，只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秩序才得以维持。
在大动荡中，传统秩序维系力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伊拉克的民主政府在战争中威信扫地；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实力大损，寄望于外国的援助；曾经的定海神针埃及屡经动荡，现在已脆弱不稳，它的西奈半岛沦为恐怖组织的天堂，而当局对此无能为力；逊尼派领袖沙特也不再威严，石油暴跌重创了她的财力，对也门的笨拙干预暴露了她的军事无能，王族内斗和福利锐减加剧了她的动荡，而宗教冲突则消磨着她的团结，在触目惊心的赤字和乱象面前，这个首领此刻同样岌岌可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东地区现今的维稳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虚弱，这也是中东近年来战乱迭起无法平息的重要原因。
而且迫于正规军的无能，为了迅速打败ISIS，西方不得不寄希望那些不可控的力量：西方援助了渴望独立的库尔德人，仅库尔德武装中的 “民族自卫军”，就获得了足够装备一万名士兵的先进武器，并得到美军的训练；西方还解除了针对伊朗的制裁，默许野心勃勃的伊朗武装自己的势力——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狂热的什叶派宗教民兵——什叶派军阀“真主旅”，已从不到300人扩充到3000多人，并装备了M1A1坦克等先进武器——宗教军阀已经取代了政府军，成为反击ISIS的主要力量。
当库尔德人拥有了勇猛善战的军队，并看到叙利亚正规军一溃千里时，就更不要指望他们能收敛独立建国的理想；当什叶派的毛拉控制成千上万的勇士，并发现伊拉克政府望风而逃时，就不要指望他们还会恭敬地聆听来自文官的号令。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在埃及的西奈半岛，在也门的亚丁省，旧秩序的维护者将他们的腐败无能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那些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势力——宗教军阀和民族武装则在战争中显示出令人生畏的力量。
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有追求与他本身力量相衬地位的政治本能。在战争中羽翼渐丰的民族武装和宗教军阀，几乎肯定会冲击合法政权，以索求与自身相配的地位。于是，宗教民兵在伊拉克肆无忌惮地处决妓女，攻击少数民族，绑架外宾，屠杀逊尼派，也就不足为奇了——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只能无奈地暗示：“政府事实上无力控制国内的武装力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库尔德人身上，库尔德武装横扫ISIS同时，也在趁乱劫掠阿拉伯人的村庄。
所以说，即便ISIS被消灭，但是中东乱局也很难缓解。ISIS只是凿开了潜藏于中东大地的深层矛盾，为中东的未来注入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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