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女性开始掌管世界？

　　英国新女首相特蕾莎·梅访问德国，首次以首相身份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 视觉中国 图

　　7月20日，英国新女首相特蕾莎·梅访问德国，首次以首相身份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这不仅充满了戏剧性。两名女性，同时也是两名世界强国的首脑并排站在德国首都。”7月28日，美民主党正式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赢得年底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很高。7月31日，日本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成为东京都首位女性知事。

　　7月30日，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发表撰稿人安娜贝拉（ANNABELLE TIMSIT）一篇名为《女性当权：有新纪录了？》（Women in charge: a new record?）的文章。文中提及2017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女性领导者在数量上可能空前之多：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候选人中有几名是女性，如果她们之中有人当选，此人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女总裁、世界卫生组织的女总干事一起影响世界。此外，除了英国和德国，智利、挪威、韩国等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女性。如果希拉里在今秋赢得大选，世界政坛将再增一名重量级女元首。

　　据Politico Magazine统计，在2017年1月之前，多达21个国家的元首可能是女性。这个数字乍一看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1992年被称为“女性的一年”，因为那年当选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女性数量前所未有。现在，2017年或许可以被称为世界“女性的一年”。

　　安娜贝拉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像古谚说得那样，女性统治世界，这要紧吗？这一群总数破纪录的女性领导者会对世界各地的女性带来什么影响？从英国脱欧、全球协同打击（或对抗）IS，再到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未来……它会改变这些全球事件的进程吗？

　　虽然每位女性领导者各不相同，但她们往往会努力打破“富有同情心”或“软弱”的刻板印象。用谷歌搜索，当前19位女性元首中至少有8位在她们的国家被称为“铁娘子”。最早人们用这个词，还是形容英国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而今，当苏格兰议员问新女首相特蕾莎·梅：“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使用可能杀死十万无辜成年与孩童的核武器”，她的回答斩钉截铁：“是的。”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能胜任领导角色：关注女性贡献的包容性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clusive Security)的一项报告表明，女性比起男性更倾向于“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而“包容”对高度分裂的国家而言很有帮助，这些国家的女性领导者通常有更高的政治支持率或经济上的成功。一份2013年的国际事务研究报告显示，在“高度多样化的国家”，女性领导者比男性领导者带来更多的GDP增长率，因为女性领导者能更好地驾驭社会多元和民族分化问题。

　　另据致力于推动女性参与政治的非党派组织Political Parity收集的数据，美国女性议员平均比男性议员提出更多法案，同一数据还显示这些女性议员推进通过的法案更成功——女性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比男性平均高出31%。

　　此外，女性领导者对暴力问题的解决与和平建设也有显著作用。据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在一个国家发生冲突后的协商中，女性参与度越高，国家再次陷入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因为研究发现女性擅长构建联盟以促进和平，被看作是比男人更诚实可靠的中间人。事实上，当女性参与和平谈判事务时，成果持续15年以上的可能性会提高35%.

　　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研究显示，女政客还能在谈判桌上带来更多多元化的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尤其关乎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比如希拉里·克林顿的当选可能意味着育儿、同工同酬和产假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在希拉里身为美国第一夫人时，曾担任她助手的梅兰妮·沃韦尔（Melanne Verveer）说：“这些问题是她个人经历和个人观点的一部分，她上台后的美国政府会把这些问题从边缘地带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安娜贝拉也采访过两位女性前国家元首。一位是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劳拉·钦奇利亚（Laura Chinchilla），一位是芬兰的前总统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她们表示在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哈洛宁从2000年到2012年担任芬兰总统，她见证了联合国通过关于性和生殖权利的决议有多不易。在她看来，这是因为缺乏其他女性领导者与她一同努力。她告诉安娜贝拉：“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女性领导者，我们可以让改革更加快速有效。”

　　女性掌权依然不乐观

　　有意思的是，即使明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数量突破纪录，这群女性仍然只占世界总量的10%。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劳拉·钦奇利亚认为，这些数字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许多评论家认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可能是六名女性候选人之一（其中一人来自哥斯达黎加）。但鉴于联合国大会仍以男性为主导，钦奇利亚依然怀疑联合国内女性任职已然足够。

　　另据联合国女性组织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30个国家的议会中至少有30%的女性部长，有8个国家的政府里仍然没有一位女性。

　　而且，女性任职的趋势在国际政治中并不乐观。联合国女性组织的政策顾问朱莉·保灵顿（Julie Ballington）表示，全球的女性国家领导人的数量提升近年来已趋于平稳，女性在部长级别任职的进展也很缓慢。据联合国女性组织的报告《女性在政治上的缓慢进展将阻碍发展》披露，自2005年以来，全球的女性部长比例只增加了3.5%。

　　安娜贝拉称，女性参与政治的方式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无论是议会配额还是融资法规，女性在竞选公职上可能将继续落后于男性。2013年美国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有63%的女性大学生被问及潜在的公职竞选时回答说“从来没想过”，而被提问的男性大学生中只有43%给出同样的回答。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法丽达（Farida Jalalzai）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只有当女性和掌握实权的男性政治家有亲属关系时，才更有可能被民众投票当选。在她对1960年到2008年所有女性元首的研究中发现，普选产生的七个掌权女元首里只有一个没有政治世家背景，那就是今天依然掌权的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很显然，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美国前总统的妻子亦符合上述模式。

　　“如果一个女人最终成功入驻白宫，这场胜利对全球国家元首的性别本质会产生什么影响？”法丽达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女人。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和政权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当选意义也就不那么纯粹了（不会带来多大的变化）。”

　　因此安娜贝拉认为，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权支持者在2017年可能会迎来一个可庆祝的里程碑，“但它也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