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谢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不是阿多尼斯，这个陌生的叙利亚人名字，而是鲍勃·迪伦，这个在中国拥有很高知名度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获奖瞬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了屏，不管知道他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人，都可以轻易找到评价他获奖的角度和看法，他有足够高的知名度以及足够扎实、经典的作品，满足人们参与诺奖话题的愿望。
诺奖为鲍勃·迪伦给出的颁奖词很简单，“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可以当作通用句式来对待的颁奖词，它可以应用于猫王、约翰·列侬、迈克尔·杰克逊等任何一位美国歌手的身上，只是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并且活得很久的人。鲍勃·迪伦赶上了诺奖脑门抽风，要把奖项颁给一位歌手的年份。估计鲍勃·迪伦本人此刻也在蒙圈中，想不明白为何会被诺奖看中。
对于鲍勃·迪伦获奖的诧异，来自于他的歌手身份太过突出，其实他的创作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参演过马丁·斯科塞斯等导演的电影作品，在成名初期写过一本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为自己亲笔撰写过自传《像一块滚石》……按照我们中国文艺圈的理解，鲍勃·迪伦更接近于一个文人，只不过音乐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名声。如果诺奖颁奖词能够从诗人或者文字书写者的角度撰写，鲍勃·迪伦获奖会显得更顺理成章。
在中国总有一种声音，觉得诺奖是和政治有着一定关联的，包括莫言获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但鲍勃·迪伦的获奖，除非生硬地强搭，否则是没法和政治扯上关系的。对于他那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答案在风中飘扬》，鲍勃·迪伦也曾表示过，这首被与《暴雨将至》一同成为著名反战运动主题歌，成为一种政治宣言，更多是外界赋予的。“抗议型歌手”或许只是个无法抗拒的命名，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时代需求把鲍勃·迪伦推倒了一个他也许并不愿意呆的位置上。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文化与音乐层面，而非政治层面。
有的流行巨星，会对时代赋予的政治光环甘之若饴，有的则不然，但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无形的政治寓言当中。鲍勃·迪伦当属后者，因为他并不想代表谁，但越是这样，鲍勃·迪伦的影响却越大，听众用一种想当然的热情把鲍勃·迪伦包围，有时候他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成为舟上行者。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中国的崔健有点儿相像。
2011年的时候，鲍勃·迪伦曾与北京有过一夜之缘，他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崔健、汪峰等人均到现场，有媒体用了“朝拜”这个词。在那场演唱会上，舞台布景只是一道简单的投影幕布，幕布上打着一幅简单、怪异但却具有标志性的图案，整场演出鲍勃·迪伦连一句hello都没有说，老头儿很酷地从头唱到尾，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据说是因为这场演出删掉了一两首他想唱的歌，并要求他不能在现场有什么不适宜的话说出口。谁知道呐。但没人在乎鲍勃·迪伦要不要说话，说什么话，现场观众只要听他用那沧桑的嗓子唱就足够了。70岁的老鲍勃唱满全场声音，仍然没有丝毫疲累，这种老而弥坚，本身就是让人崇拜的力量。
让人更加崇拜的，是鲍勃·迪伦作品里丰沛的诗意和饱满的情感。作为情圣的鲍勃·迪伦，比作为“抗议型歌手”有着更多的作品与故事。“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天气转凉——而我，在等着你”，这是21岁的鲍勃·迪伦给初恋女友所写诗歌中的一句。在他的自传中，写到与初恋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她的微笑能照亮一整条人潮拥挤的街道……”。他的情歌与情诗更是一绝，“如果你到北国即是旅行，那儿狂风横扫过边境，请代我向一位人儿问好，她曾是我的真爱”，“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漫步，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
鲍勃·迪伦的情歌与诗歌作品，多是娓娓道来，有着一位确定的倾诉对象，他对那个或真实或虚构的名字，反复地写进作品里，再用吟唱的方式演绎出来，那是无需声音就能感受到的真挚与浪漫，也是一个深情的浪子所能做出的最好姿态。这样的鲍勃·迪伦擅长在情感中制造身份对等的浪漫，女人对他没有崇拜，有的只是深情，义无反顾的深情和无怨无悔的深情。如果一个老男人的葬礼，可以有不同的女人出现，而这些女人都仍然对他心怀爱意的话，那么除了鲍勃·迪伦之外，不会有更多的人享有这样的待遇。
诺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把今年的奖项颁发给鲍勃·迪伦，不大可能是出于对和平发出的吁求。在当下的世界局势下，文艺界人士的发声已经远不如过去那样，可以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和平更多是政客口中用来交换利益的筹码，创作者的和平言论以及他们作品里曾经拥有的和平元素，都在与这个现实世界渐行渐远。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诺奖是出于文本的魅力和情感的美丽，而选择把奖项颁给了鲍勃·迪伦。哪怕真的如此，这个奖项也不会因此有丝毫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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