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的统治集团也必然垮台崩溃而不可能指望受惠于他们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为在他们政策下“多闹多得”的族群只是把他们当作不劳而获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经济资源的工具，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对自己能够呼来喝去、用以不劳而获攫取资源的工具产生任何忠诚，只可能用完之后弃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优惠扶植政策只是增强了他们汲取的能力与胃口。
一旦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社会，使得各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美国社会的统一能力也就开始动摇了。受逆向歧视、担忧国家性质根本颠覆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大批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转而支持特朗普，实不足为奇。
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纵览2016年全球政治发展，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横空出世，堪称最引人瞩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鹅”现象，很可能给国际政治经济走势带来深刻的长期影响。总结提炼这两大“黑天鹅”现象，其最大共同点可以归纳为“主体民众抛弃政权”。
在英国脱欧案例中，遭到抛弃的“政权”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在“特朗普现象”中，遭到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少数族裔——亚裔（特别是华裔）大面积抛弃的是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制派”，共和党和民主党皆然，而且在竞选进程中，不少抛弃者的情绪有向否定整个美国政权体制发展之势。
与此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各级政权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以至于在这两年的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崩盘，面临夺取权力上台的民进党“凌迟”。
放眼更大历史跨度考察，苏联解体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因为由此而解体覆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跨党派政治精英集团，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实体。中国大陆同样存在类似风险，总结国内外这一现象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逆向歧视导致主体民众抛弃政权 何谓“主体民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地区）而言，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多数民族是其主体民众，这样一个多数民族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对于一个国家联盟而言，其骨干成员国国民构成其主体民众；对于一个执政的党派、运动等政治力量而言，在这个国家/地区不占少数且构成其传统支持者的群体构成主体民众。
审视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国民党土崩瓦解面对“凌迟”，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不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失败方和遭遇挑战方都是因为遭到了主体民众主动抛弃；而按常理来说，这些主体民众本来应该是失败方天然的、长期的支持者。
在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由于正反双方都开展了充分的宣传动员，通过脱欧表明这个欧盟支柱国家的主体民意抛弃了欧盟。分析投票情况，由于以下两个因素更有利于留欧派，脱欧派在英国全民公投中的胜利优势实际上大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约4个百分点（52%对48%），因此，可以判断，脱欧派在这次全民公投中比较充分地代表了英国、特别是英格兰的优势民意。
首先，公投前夕留欧派女议员遇刺身亡，给留欧派增加了不少同情票。
其次，公投当日英国各地普遍大雨滂沱，对脱欧派比对留欧派投票妨碍更大。因为留欧派多数集中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而脱欧派在乡村、中小城市优势更大，留欧派集中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密集，去投票更便利；脱欧派聚居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相对稀疏，去投票没那么便利，相对较低的收入也妨碍了一些脱欧派选民在雨天出门投票。
有鉴于此，此次英国全民公投通过脱欧，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的第三支柱国家（德、法居前两位）多数民意通过脱离联盟，而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英格兰人赞成脱离联盟的比例还高于整体比例；换言之，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及其主体民族抛弃了欧盟。在英国脱欧派胜出后，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顿时高涨，而这些国家本来都是欧共体-欧盟的骨干国家，甚至还是当初欧洲共同市场的初始发起国，更让人看到了本该是欧盟基本盘的民众对欧盟已经何其离心离德。
美国赖以立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长期是美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中坚，爱国主义精神一向浓烈。近几十年来，有两种关于美国特性的“政治正确”说法在美国社会、乃至美国国外颇为流行，第一种说法是声称美国是一个移民(专题)之国，第二种说法是说美国特性仅仅界定于一套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
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虽然比完全的假话更能误导他人，毕竟并非完全真实。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对移民持友好态度，也不曾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美国不是一个移民之国，而是一个盎格鲁-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会，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18世纪末美国的人口爆炸主要并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来自本土人口异常之高的出生率。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与价值观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数族裔中，总体上又以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特别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韩越裔）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
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选举投票之前，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等公开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属美国政界局外人，其政见言论几乎全方位对抗近几十年来日益扩张的“政治正确”观念，但恰恰是这些“政治不正确”言论见解为他在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和亚裔中赢得了广泛人气，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在美国传统主体民众中遭到大面积唾弃。无论特朗普在这场美国多年来最无底线选战中最终胜败如何，被他打破的众多“政治正确”禁忌盖子已经无法复原了。
不仅如此，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趋势并非始于特朗普现象，而是几年前就开始了。2014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Cantor）在党内初选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布拉特（David Brat），震撼美国社会。因为坎托的优势实在非常突出：从1992年起就一直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员，2001年起一直担任联邦众议员，在众议院地位仅次于议长博纳，社会各界普遍看好他将接替博纳的众议院议长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众议院议长，那次竞选经费多达150万美元，布拉特投入的经费则只有8.4万美元。
而占尽优势的坎托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就是他投票同意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梦想法案”，该法案规定，非法移民如果16岁以前进入美国，在美国连续居住至少5年，拥有高中或同等学力，在美国大学就读或服兵役满两年，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取得合法身份；布拉特猛烈抨击这一法案等于向非法偷渡者颁布大赦令，从而赢得党内选民多数支持而一举掀翻政坛大佬坎托。无独有偶，加强限制非法移民同样是特朗普核心政见之一。从布拉特到特朗普，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建制派”的浪头大幅度跃升；即使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最终败选，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较快地涌现出新的特朗普。
到目前为止，就整体而言，构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尚未公开大面积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他们否定的是“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个人及其群体，期待的是在现行政治体系下换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领导人。但向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发展的苗头已经出现，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未来未尝没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族、苏联末期俄罗斯(专题)族那样走向抛弃整个现行政权体系。在竞选进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发组建民兵，声称若特朗普竞选失败就将武装夺权，就是上述苗头的最突出体现。
与上述案例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在近年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彻底崩盘，关键是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考虑到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一向强烈排斥、歧视蓝营选民，蓝营选民如此决绝地抛弃国民党，就更令人深思了。
主体民众本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整治地区）、一个国家联盟的基本盘，为何大面积抛弃他们创建和浴血保卫、开拓、发展的国家（政治地区）/国家联盟？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国家联盟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走到了逆向选择、逆向歧视的歧路，他们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没有鼓励民众“合众为一”，没有鼓励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民众在统一的规则下依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没有鼓励不同民族集团多劳多得、为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联盟多作贡献从而“做大蛋糕”，没有鼓励落后向先进看齐，而是走向了反面，强行让先进被落后绑架，鼓励“按闹分配，多闹多得”。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主体民众的不满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主体民众精英也日益感到理论上的“最优”已经因为执政集团思想理念和政策偏差而无法达成，反而日益成为自己和本族集团的桎梏，不如退而求其次选择更有保证的“次优”；在达到临界点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也就无可挽回了。
而在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的统治集团也必然垮台崩溃而不可能指望受惠于他们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为在他们政策下“多闹多得”的族群只是把他们当作不劳而获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经济资源的工具，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对自己能够呼来喝去、用以不劳而获攫取资源的工具产生任何忠诚，只可能用完之后弃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优惠扶植政策只是增强了他们汲取的能力与胃口。
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英国脱欧
在英国脱欧案例中，笔者在公投前发表的《英国脱欧：长痛还是短痛》一文中，我提出，“脱欧”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无法掩盖“留欧”的长期痛苦；倘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留在欧盟，那也就意味着英国将继续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这些不利因素损害的将是英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活力，甚至有可能关系到英国国家存亡：
作为欧盟公共财政的净贡献方继续承受对外转移支付的负担。考虑到欧陆国家盛行的“白左”思维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据上风，欧盟公共财政仍将主要是作为转移支付工具而非发展工具，欧盟不合理的对外负担还很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英国的这部分负担也将日益加重。
继续被欧陆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绑架而不得不违心地背离自己的自由贸易倾向。在欧盟现行决策机制下，英国这个经济管理相对明智很多、经济增长业绩和活力要好很多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本来明智的决策管理能力屈从于欧猪国家低下的决策水平。继续这样下去，对英国未必是好事。
继续被布鲁塞尔欧盟监管机构的官僚主义束缚而抑制、乃至扼杀英国经济的活力。欧盟监管规则堪称全世界最繁琐最低效，欧盟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堪称最低，而英国体制相对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摆脱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繁文缛节的束缚，有利于发挥英国经济社会活力。
最重要的是，在现行欧盟自杀性移民政策下，与欧洲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且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缺乏劳动积极性、只想分享欧洲福利的外国移民正在快速增长，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潜藏着对欧洲社会治安乃至文化传统、国体的颠覆性威胁。倘若“退欧”，英国可望明显降低此项威胁；如果“留欧”，英国面临的这项威胁不会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在欧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这种理念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望根本改革），欧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深化意味着上述问题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在正常条件下，要改善欧元稳定性，就需要扩大共同财政；但在欧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扩大共同财政的结果只能是加大富裕发达、管理相对稳健的西欧国家对落后、管理混乱的南欧国家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不认同欧洲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包藏祸心的外来移民转移支付，从而激励落后、混乱成员国和外来移民的道德风险。倘若有理性坚强的领导，欧盟深化一体化无疑是其所有成员国的最优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最优”结果基本上已经无望实现。对于英国而言，脱离欧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为更有保障的“次优”选择。
奥巴马执政实践大大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2009年1月奥巴马初次当选就职之前，我写下《奥巴马的美国梦是美梦还是噩梦？》一文，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奥巴马当选是否会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以下判断：
一个黑人当选总统，对美国赖以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而言，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元首可以是少数民族，但他必须认同多数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则结果必然是动乱，乃至国家覆亡，社稷倾颓。
从中国西晋到欧洲罗马帝国，直到奥匈帝国、苏联和南斯拉夫，它们的命运无一例外表明，一国立国必须具备足够坚实的文化和民族基础；我们不要天真地幻想一个国家能够仅仅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而不需要种族和文化认同。信手掂来一顶“种族主义”的大帽子给人扣上，固然方便，却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奥巴马执政实践大大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社会，使得各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美国社会的统一能力也就开始动摇了。
奥巴马是依靠黑人资助从政坛起步的，在首次当选总统的最终投票中仅仅赢得了43%的白人选民，却赢得了96%的黑人选民和2/3的拉丁裔选民。所有这些政治支持最终都会寻求物质或政治上的回报，而在投票支持奥巴马的那些非白人选民、特别是黑人选民中，大多数人想要的回报不容乐观，因为在数十年来众多黑人民权领袖们的带动下，太多的黑人群众已经习惯于指责他人的“不公”，习惯于给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点者扣上“种族主义”大帽，习惯于不断索取“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的额外优惠待遇，却不肯正视自己的缺点，不肯依靠自我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既然奥巴马最坚定的政治基础是黑人，那么，一旦美国种族矛盾激化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选择自己最坚定的政治基础，即使他内心对这个群体怀有负面看法。
奥巴马的认同究竟如何？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他认同的期望是什么？一旦他们发现奥巴马的认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如何反应？美国社会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奥巴马8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纵览他执政实践结果，不能不说，他确实是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近几十年来，随着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甚至对抗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和特惠；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寻求统一规则下的平等竞争机会，而是寻求附着于某个少数种族、宗教身份的优先特惠，从而形成日益壮大的以少数种族、宗教身份标记的分利集团；在“反歧视”的旗号下，美国主体民众遭到了越来越广泛、深入的逆向歧视，奥巴马上台以来越发严重。
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日益严重
毋庸讳言，美国有过种族歧视、特别是黑人备受欺压的历史，但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判定公立学校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实现种族混合；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反对当地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全面爆发。1964年，美国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以立法形式正式结束施加于美国黑人的选举权限制，以及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
在那之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已经获得全部平等权利，并通过形形色色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入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优于白人、亚裔等其他族裔的优惠待遇，延续至今，已近两代人之久，曾经的“白人欺压黑人”现象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方面已经消除，在公开场合更是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
美国黑人通过形形色色的“平权法案”获得优惠 二战之前和战后初期，美国人均收入曾经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不在同一层次上；时至今日，昔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幅度已经不如二战之前和战后初期那么巨大，甚至出现了一批人均收入高于美国的高收入国家，但美国仍然是对世界各国移民吸引力最大的国家，外国黑人、拉美人和穆斯林群众对美国尤其趋之若鹜；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的种族歧视即使没有从内心完全消除，也比世界多数国家要好得多，更没有广泛的外部存在表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少数群体而相对忽视多数群体，越来越重视非法移民利益而相对牺牲国民权益，“种族歧视”指控和“反歧视”旗号遭到日益广泛的滥用，而且事实上成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白人专享的罪名，一些对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认同感相对薄弱的少数族裔借此架空平等竞争，在福利救济、教育、就业、乃至犯罪等各方面索取越来越多的优惠特权，而他们自己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乃至反美倾向则得到包庇纵容，最认同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勤奋上进精神最强的少数族裔——亚裔也与白人一起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逆向歧视。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这种逆向歧视倾向明显提速。
在“反歧视”和“平权”的旗号下，黑人指责奥斯卡奖得主中黑人太少，指责硅谷高科技公司中黑人员工太少，指责监狱犯人中黑人比例太高，……给所有这些现象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但他们绝口不提篮球、田径、歌手明星中黑人比例之高，不提黑人学生学业之糟糕，不提世界各国亿万观众对美国演员的评价取舍，不提黑人犯罪率之高。
民权运动至今已有两代人，黑人群体主流不是珍惜得来不易的平等、甚至优惠教育机会而发奋读书，而是浪费教育机会，把精力用于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同时在教育体系内闹事，要求降低课程难度（以至于有的美国大学为迁就黑人、西裔等学生而取消了数学课程），要求在教学内容中用对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影响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巨匠。
而所有这一切与文明进步倒行逆施之举，都得到了美国政界、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的积极响应支持，他们正在积极推进立法，要求硅谷高科技企业招募员工时不再唯才是举、而是按美国人口种族构成招募，有些人甚至主张监狱犯人构成也应当反映美国种族构成比例。
在这种逆向歧视环境下，黑人认同非洲而不是美国、白人与非亚裔少数族裔混血子女认同少数族裔而非白人已非罕见，甚至出现了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数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业机会的现象，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斯波坎市（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分会会长、著名黑人领袖瑞秋·多尔扎尔原系白人冒充黑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冒称有印第安血统而享受了全方位优惠，……这些事件都曾轰动一时，特朗普也在2016年3月20日的竞选演讲中严厉抨击伊丽莎白。
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暴力化趋势
特别突出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借口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升级，形成了席卷全美的一场又一场袭警暴乱和暴力色彩浓郁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而且正日益向反美方向发展。
冷战之后，美国国内黑人犯罪被先入为主地描绘成“白人歧视欺压黑人”、进而被当作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暴乱的由头，始于1992年洛杉矶(专题)种族骚乱。这场骚乱起因是法院陪审团判决殴打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无罪，但当事人罗德尼·金本来就劣迹斑斑，前科不止一端，事发时又有相当严重的酒后驾车、超速行车、拒捕、调戏女警察、暴力袭警等情节，这在严禁酒驾的加州性质非常严重，因为加州法律将酒后驾车肇事伤人定为故意谋杀罪而非过失谋杀罪，酒后驾车拒捕者更是罪上加罪，更不用说公然调戏追捕他的女警察和暴力袭警了；殴打他的白人警察起初不仅是正当执法，更有正当防卫性质，因为在动用警棍之前已有4名刑警被异常强壮的罗德尼·金打倒。
暴力色彩浓郁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然而，在先入为主的“白人歧视欺压黑人”偏见和极端思潮影响下，在缺乏社会责任感而盲目追求耸人听闻独家新闻的媒体剪辑报道灌输下，这些事实都被选择性无视，事实、逻辑和法律被扭曲和牺牲。在由此引发的暴乱中，不仅白人，无辜的亚裔社区也沦为黑人打砸抢烧的受害者。
奥巴马时期的袭警暴乱潮始于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社区义务警卫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击毙黑人青年特雷翁·马丁（Trayvon Martin）案，由于佛罗里达州陪审团2013年7月裁定齐默尔曼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美国数十座城市爆发示威，抗议齐默尔曼无罪释放，“种族歧视”成为抨击者们指责此案及其判决的理由，连身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也罕见地直接为此案判决发表了其上任以来最大胆的种族问题讲话，声称该判决让人想到美国黑人经历的种族歧视，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奥巴马自己，因为他个人作为一个美国黑人，也曾遭遇歧视。
然而，只要冷静客观审视这起案件，就不难看到死者特雷翁并非媒体描绘的在种族主义暴虐警察面前瑟瑟发抖的纯洁小兔，而是个吸毒、盗窃、打群架、购买黑枪等劣迹斑斑、五毒俱全的十足流氓，而且事发时主动从背后偷袭攻击齐默尔曼；齐默尔曼是拉丁裔，并不属于美国社会上所称的“白人”，他不过是忠于职守且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胁时实施了正当防卫；而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民权运动家、自由派媒体为了将这起案件塞进“白人歧视欺压黑人”的套路框子，采取了众多卑劣手段：误导受众；制造伪证；解除不肯配合的警察局长职务；非法扣留对齐默尔曼有利的全部证据；企图把年满17岁、身高超过1.8米、劣迹斑斑的特雷翁·马丁列为“儿童”，以便给比他矮也比他瘦弱的齐默尔曼扣上“三级谋杀罪（虐待儿童致死）”的罪名；……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在爆炒齐默尔曼击毙特雷翁案、发动操纵抗议示威活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家中，不少人此前就有过炮制虚假“白人歧视欺压黑人”案件、煽动抗议示威、借此牟取个人政治私利的前科，甚至不止一次，前科最恶劣者当数美国“国家行动网络”组织及其首领、知名民权活动家阿尔·沙普顿（Al Sharpton），他当初在民权活动界一举成名，靠的就是1987年操弄一起黑人不良少女塔瓦娜（Tawana Brawley）撒谎制造的大案，逼得当事白人警察含冤自杀身亡，而这样一个人又是奥巴马的密友。
美国社会逆向歧视运动日益指向颠覆、侵蚀国家认同
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民权运动家、自由派媒体构陷齐默尔曼的图谋虽然到头来也未能得逞，但无视事实、花样百出打着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群体性事件的大势已经由此形成，到2016年形成黑人暴力骚乱和武装袭警的高潮，“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指向颠覆、侵蚀美国国家认同的现象。
从美国国家的立场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乏极端势力参与，黑人分离主义运动几乎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步兴起，在2013年写作的《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一文中，笔者初步梳理了黑人分离主义的一些表现与发展脉络：
号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张把美国划分为黑白两个国家并实施绝对的种族隔离等等。他们将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引向了对美国国家的仇恨，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分离主义色彩更是相当浓郁。黑人伊斯兰教运动打着“回归祖先文化传统”旗号兴起，意在与基督教传统的美国彻底划清界限，却丝毫不顾伊斯兰教本是阿拉伯人征服者、奴隶主强加于黑人的，1000多年来建立捕捉、贩卖黑奴国际性网络的也不是欧洲白人，而是阿拉伯穆斯林；而且在欧美废奴并派遣海军截击运奴船后，阿拉伯人仍然继续掠卖黑奴上百年。
特别是最初的美国本土黑人伊斯兰教组织“摩尔人科学圣殿”恰恰是在转向分离主义主张之后才实现大发展，更给美国社会投下了一缕阴影。因为德鲁·阿里（Drew Ali）创建“摩尔人科学圣殿”组织时，其标志红底绿星旗通常与美国国旗一起出现，表明德鲁·阿里珍视、强调该组织成员的美国公民身份；但在继承者瓦利·法尔德（WaliFard Muhammad）和伊莱贾·波尔（Elijia Pool）领导下，“摩尔人科学圣殿”改组“伊斯兰国家”（Nation of Islam），且伊莱贾主张黑人分离主义，要求在美国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声称白人有义务割让土地供黑人独立建国，并连续赔款供养这个新的黑人国家数十年，直至该国家能够经济自立。
虽然沃利斯1975年继承伊莱贾职位之后走上温和道路，不再强调建立“黑人国家”，也开始吸收白人入教，但这一转变很快就导致该组织分裂，沃利斯一派创建的“西方伊斯兰团”影响力远远不如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领导的坚持伊莱贾路线的“伊斯兰国家”，正是法拉汗及其“伊斯兰国家”组织，于1995年10月16日在华盛顿组织了黑人“百万人大游行”（Million Man March）。
在“伊斯兰国家”之类组织数十年宣传下，分离主义火种已经深深扎根在一部分黑人心中。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在海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血战10年，伊斯兰教却在此期间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归信者尤其多，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美国穆斯林、特别是黑人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着深刻、强烈的反美倾向，其中不乏准备和已经付诸行动者。
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击毙的阿卜杜拉就是当地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头目，其手下多为土生土长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监禁期间皈依。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阿卜杜拉不断号召其追随者向美国发起暴力攻击，在美国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尽管黑豹党和黑人分离主义至今未成气候，但黑人民权运动至少在某些方面、某些局部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国家认同根基的挑战，其溢出效应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他族裔。
随着“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兴起，黑人伊斯兰运动和分离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虽然某些势力在华盛顿再次发动黑人“百万人大游行”（Million Man March）的图谋未能得逞，但2016年7月7日达拉斯武装袭警案标志着黑人暴力反美运动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兴起。
发动袭击的黑人迈卡·约翰逊是退役美军士兵 在这起案件中，25岁的黑人枪手、退役美军士兵、预备役军人迈卡·约翰逊发动袭击，5名警察身亡，9人受伤，其中治安部队成员7名，成为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警方最严重的一次伤亡。从事后调查来看，这个发动达拉斯袭警的前美国陆军士兵支持黑人极端主义，强烈敌视白人和美国国家而认同黑非洲，对此次针对美国国家强力部门人员的武装袭击蓄谋已久。
迈卡·约翰逊支持一个官方定性列入散播仇恨组织黑名单的黑人维权组织，在一张照片中身着黑非洲风格彩色外衣，挂出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流行的红黑绿三色泛非旗帜为背景，摆出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期间“黑人力量组织”的典型手势——高举右拳。在与警方对峙死亡之前，他对警察直言不讳，说自己就是想“杀死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警方调查人员在他住处发现了一批制造炸弹的材料，还有枪支、弹药和一份个人战术日志。
而且，在黑人群体中，这起事件似乎非但没有成为警示，反而成为众人效仿的榜样。根据美联社2016年7月8日报道，达拉斯狙击警察事件后，纽约、布法罗、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等一批城市的警方都遭到来自社交媒体和电话的威胁，其中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警方不到一天就收到60多起威胁。
这种反美武装袭击者目前还是极少数，美国社会也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支持他们；但多年来众多黑人民众、知名人士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名公开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和宣誓效忠，不但没有受到有效惩罚，反而收获越来越多支持，连奥巴马也以总统身份公开表态支持，这种行为却是在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侵蚀瓦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黑人如此，西裔、穆斯林等一些少数群体也如法炮制，西裔美国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国国土上打着墨西哥国旗支持墨西哥队在体育比赛中击败美国队，打着墨西哥国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获得美国国籍和更多福利，在竞选活动中打起墨西哥国旗反对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遭受逆向歧视、担忧国家性质根本颠覆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大批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转而支持特朗普，实不足为奇。
逆向选择、逆向歧视政策已在中国主体社会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逆向选择、逆向歧视导致执政者丧失政权现象，在中国已经是台湾地区的现实。国民党落到面临“凌迟”的地步，关键就是马英九执政时的逆向歧视政策消灭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2014年12月3日，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全面溃败之后，台湾《中时电子报》就以《全民总统，全面落空》为题刊发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领导层的两大失策：第一，马英九要做“全民总统”，甚至不考虑本党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利益，得罪一批国民党历来的铁票。其次，国民党明明在“立法院”是多数党，可是在程序上甚至在表决上处处将就反对党，造成国民党员和支持者不满，以至于当时台湾地区社会有人说“立法院”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
最令人忧虑的是，类似英国脱欧、奥匈帝国和苏联主体民族与温和少数民族离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转，中国同样有重蹈奥匈帝国、苏联覆辙的风险。由于对汉族的逆向歧视政策，特别是由于过度迁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某些闹事高发的群体，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近似奥匈帝国马扎尔人的心态。
同时，这样的政策在中国主体社会中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首先是汉族群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满日益上升，汉民族主义思潮日益上升。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汉族群众本来民族观念不强，不会凡事拿民族、宗教说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群众之所以投向汉民族主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和政府现行民族宗教政策对汉族、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的逆向歧视。
从广西、宁夏等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到延边等少数民族自治州，再到众多少数民族自治乡镇，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人口占大多数；许多“户口本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族；新疆北疆广大地区即使在汉、唐、清等朝都是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缠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余万，之后方才发展成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万的规模。
以此为切入点，一些人全盘否定党和政府的历史、意识形态。不少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人，本来真诚信奉现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说教，其中不乏支持党和政府的“自干五”，之所以发生思想转变，是因为一再亲身感受到来自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的极端敌视和暴力围攻威胁，或是因为批评“三股势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罪名惩罚。
而且，这类思想转变的人倡导汉族民族主义，通常比原来就不信奉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的人更为坚决，甚至走向极端，因为他们存在强烈的被背叛感而后者并不具备这种感觉，即使有也相当淡漠；以前对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遵守越自觉，被背叛感就越强烈，转变后倡导汉族民族主义也就越坚决。就这样，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正在把越来越多党和政府本来的自觉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其长期潜在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体性事件的温和少数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数民族压迫，却被政府抛弃而无从指望支持。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中不少人更愿意学习汉语，却不得不在维语学校上学，参加维语高考。在草原保护、牛羊肉等土特产被压价收购等许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众与个别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长。与此类似，奥匈帝国皇帝当初为了安抚匈牙利这个“问题民族”，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并列组成的二元帝国，把克罗地亚等民族划归匈牙利统治，本来对奥地利帝国忠心耿耿的克罗地亚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请愿要求改归中央政府直辖无果而终，对奥匈帝国的离心倾向由此迅速膨胀。
最后是我国维族、回民等少数民族内部期待世俗、进步、统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无援，而他们才是我们更应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华大家庭中这些兄弟民族进步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体社会的信心流失、认同转移趋势已经不可忽视。在汉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爱国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逆向选择、逆向歧视问题而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转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纵览百年世界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社会“起飞”的后发国家很多，能够修成正果鱼跃成龙者微乎其微，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短暂的起飞之后要么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拉美化），要么经济社会矛盾爆发陷入动乱、乃至战争，导致起飞夭折。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笔者对此作过分析研究。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也许，这就是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覆灭、特朗普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面临“凌迟”给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最大警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需要正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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