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日媒刊文称，“辱母案”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基层瓶颈”。
综合媒体3月28日报道，山东省地方检察院26日发布通报称，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要求和情感要求。
在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6日表示，已经派人前往山东，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并重点调查民意最关心的两个方面：一，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二，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刘迪刊文称，此案本身，尚有许多细节，有关报道并未透露，但案件反映的地方政权、基层治理弱化问题，不可忽视。
刊文中称，在中国政治中，地方治理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如何有效加强地方治理，这对中共统治合法性来说是一重大考验。此次问题，发生在一个地级市，属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如今检验中国政府统治是否稳固，很大程度要看中央精神是否在地级市以下行政机构得到贯彻执行。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重大政治目标，总能如期完成。但是，在这种强大政治执行力的背后，是地方组织统治能力的日益弱化。仔细观察地方，可发现地方利益、基层利益盘根错节，人事关系复杂陈腐。
基层统治弱化乃至黑化，这对执政党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只有执政党下决心，才能改变目前这种农村统治乏力局面。20年前，中国尝试推行“村官政策”，这项政策在部分地区取得成果。但这仅是局部经验，远未成为农村建设主流。
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应是思考基层建设“顶层设计”的时刻了。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展开一场深刻的基层革命。这是因为，基层势力盘根错节，如果没有一种新力量进来，很难打破旧格局。
刊文结尾称，聊城案说明，中国现代化遭遇“基层瓶颈”，中国正在下一个高层次社会的门前徘徊。中国民众对该案处理的议论，表明他们对正义、公正的期盼，对建设“更好的中国”的美好愿望。珍惜、重视民众这种参与热情，修正司法错误，中国就可能距“更好的中国”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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