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旨在避免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等引发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设置草案，日中两国政府在上海召开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上基本达成了框架协议，预计该机制近期将正式启用，而这个框架协议的达成，也标志着日中有关钓鱼岛问题正在向以往的“搁置共识”回归。
“海空联络机制”是确定自卫队与中国军队的联络方法，防止偶发性冲突的机制。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两国从2008年开始了协议，2012年6月日中防务部门就设置热线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同9月因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招致中国强烈反弹，协议中断。
2014年9月，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期间，双方原则同意重新启动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磋商。
2015年1月，中日防卫部门在东京重启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处长级会谈。双方确认了迄今就建立该机制达成的共识，并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定共识。
2016年9月5日，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意早日启动日中防务部门间“海空联络机制”的磋商，因此在2016年9月15，日中在广岛市的酒店举行广泛讨论东海等海洋问题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双方就年内在中国举行下轮磋商以争取尽快启动旨在避免偶发性冲突的日中防务部门间“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原则共识。
这样，在2016年12月7日到9日，日中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结束了为期3天的会议，就继续商讨建立旨在避免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双方在其运用范围是否包括中日都主张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领海和领空上存在对立，虽就共识文件进行过协调，但未能消除意见分歧。
日方要求该机制的应用范围不包括日方认为是领海领空的区域，钓鱼岛周边的海空也排除在运用对象范围之外；日方的立场是：“进入钓鱼岛周边领空和领海相当于侵犯主权，不包含在该联络机制的运用对象内。”以外务省国际法局为中心，要求明确写入“领空、领海不属于对象范围”的呼声高涨，政府相关人士也指出“主权问题不能让步”。
中方则希望就避免钓鱼岛周边发生冲突的应有方式也进行讨论，由于双方的主张无法相互妥协，没有取结论性成果，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来源于日方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日中有关钓鱼岛问题存不存在“领土争议”和主权的“搁置共识”，如果承认了钓鱼岛水域也包括在“海空联络机制”之内，在其延长线上，似乎就意味着承认钓鱼岛水域存在着领土争议，因此在这里有发生冲突之虞时双方要交换信息，进行联络。
1978年8月，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进行缔结《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园田直在北京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园田直表示赞赏。
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官方说法确实是“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但是双方在默契中以“搁置争议”为手段，留下很大的模糊空间。
日本方面否认有这种事实是从民主党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开始。在2010年10月21日召开的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会议上，当时的外务大臣前原诚一在答辩时指出：将(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搁置十年也不要紧 这是邓小平单方面的发言，不是与日本方面达成的共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并没有和日本方面达成“搁置主权争议”的共识，不存在“搁置争议”的事实。在当年10月27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前原又说：我非常详细调查了过去的来龙去脉，双方也没有所谓“搁置争议”的默契。
2012年再次执政的安倍政权继承了前原的说法，安倍晋三在2013年1月25日接受《每日新闻》专访时说：“在尖阁问题上，这是我国国有的领土、搁置论不存在，这种想法是不变的，没有外交上交涉的余地。”
而今年秋季左右起，日中外务和防务当局一直在非公开地进行磋商。12月5日、6日在上海举行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达成妥协，敲定机制内容不涉及地理上的运用范围，而是优先确保双方国防当局的联络手段。
不涉及地理概念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从我们上文所陈述的脉络看，其实质是不是就是“搁置主权”?是不是可以看做日本方面在其以往所说的不能让步的“主权问题”上的一种让步呢？笔者觉得大有此种意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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