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能为我买来爱”，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唱道，尽管它很可能不是一种严谨的经验主义断言。话虽如此，没人否认人生中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而新书《幸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appiness)主张，幸福应该是政府政策的一项指南。
若是在两年前，这会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高级顾问之一、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是“主观幸福感”方面的一位著名专家，而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支持这一想法。现在这一想法奇怪地看上去与时代脱节：无论你认为是什么理念在驱动英国现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似乎都不太可能是对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话虽如此，人们很容易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卸任美国总统不久后的言论产生共鸣：“关怀人的生命安全及幸福，而不是破坏他们，应该是一个良好的政府的首要的、唯一的正当的目的。”
问题是，这对政府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关于幸福的学术研究能否起到帮助作用？
包括伦敦经济学院(LSE)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内，《幸福的起源》的五位作者研究了针对“总体而言，你对自己近来的生活有多满意？”这个问题在0分至10分范围给出的打分。
这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但如果一群学者依据对于“在0分至10分范围，总体而言，你对自己当下的富裕程度的打分是多少？”这个问题的回答，提议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产业战略，我们也许会合理地反驳称，我们的证据基础过于模糊，无法提供太多的指导。
同样也不清楚的是，从3分提高到4分的人所感受到的幸福感提升幅度，是否跟从7分提高到8分的人一样。“10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在10分基础上不可能变得更幸福——抑或应该有上升到11分的空间？
这些问题也许只会困扰哲学家，只是莱亚德勋爵和他的合著者们写到一场“政策制定的革命”，而依据是诸如“增加一年教育可以让你一生的幸福度平均提高0.03点”之类的研究发现。这暗示一种政策自信；我承认自己缺乏这种自信。
尽管如此，点滴的知识要好过一无所知，而忽视人们向我们吐露的感受将是不厚道的。那么我们学到了什么?
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爱恨交加。我们从讨论小组数据（在一段时间内对相同对象进行多次访谈）了解到，失业带来痛苦，而且会让人痛苦很多年。这是支持促进低失业率政策的好理由——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已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没有。
可是，尽管失业令人沮丧，但工作本身并不是天堂。自雇人士比雇员更幸福的程度，与雇员比失业者更幸福的程度相当。克鲁格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已证明，在我们参与的所有日常活动中，通勤和工作是带给我们乐趣最少的——而在与我们相处的所有人当中，同事很糟糕，老板更糟糕。
答案当然是：请给我们更多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就此而言，在令人满意的浪漫关系中度过美好时光也会有帮助——但我不希望政府管到这个层面。
莱亚德勋爵和他的同事们笼统地主张，要用“一种用幸福单位来衡量效益的性价比方法”来评估政府支出。有些政策——比如为墨西哥的贫困家庭提供预拌混凝土地板——很容易通过这项测试。也有些政策不能。
长期以来，莱亚德勋爵一直提倡投入更多资源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他说对了。在这方面，即便是中度的成功率也会提供很大帮助。
但除此之外，很多事情取决于政府交付重要目标的能力。我们被告知，更好的学校可以改善儿童的情绪健康，这是对幸福感的一种极好投资。不错，但没有人赞成更糟糕的学校，研究人员承认，对于学校的哪些特点与小学生的幸福感存在关联，他们知之甚少。
出台活动人士般的幸福政策——这个构想让怀有自由放任本能的任何人既感到有趣，也感到恐惧。但是，就我们认为政府有时会拙劣地试图改善人类状况而言，有理由看一看人们说哪些东西让他们感受到人生幸福。
然而，作为一种警示，我想援引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他曾警告某些人“似乎想象自己能够轻松地安排一个庞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就像手在棋盘上安放棋子一样”。无论一个政治人物是在寻求国民收入还是国民幸福的最大化，史密斯的精辟之言听上去都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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