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重拾大国冲突主题，而很多人曾经以为这种冲突在近30年前就结束了。在3架飞机（俄罗斯、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叙利亚上空被击落的可怕背景下，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表示，“自苏联解体以来，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这种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与美国这两个北约(Nato)盟国之间，以及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切实的冲突风险。这些风险很可能可以通过使用代理人战争来管控，这正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非洲、亚洲和拉美斗争的方式。然而，中东危机有蔓延到该地区以外的倾向。冷战时代，在核恐怖达到平衡期间，双方成功管控了风险：特别是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与叙利亚对抗期间。
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当政的时代，从外交礼仪到冲突降级热线，很多机制都被画上问号，让世人很难乐观。美国在叙利亚东部的空袭导致人数不详的俄罗斯“雇佣兵”死亡两周后，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承认对那场战斗的来龙去脉感到困惑。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假装不知情，但上周二承认有俄罗斯公民在这起事件中受伤。
按照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东负责人约斯特•希尔特曼(Joost Hiltermann)的说法，在一个遍布“冲突集群”的地区，“一个集群内部的冲突开始渗透到另一个集群的冲突；同时……在战争的混乱中制造的权力和安全真空，致使（中东的）个别冲突扩大化，首先套住地区大国，接着把全球参与者也卷进来”。
例如，从黎凡特地区转向海湾地区，如果由伊朗支持的胡塞(Houthi)叛军时不时从也门向沙特阿拉伯发射的火箭弹有一枚突破了沙特的导弹防御体系，导致大量伤亡，那可能发生什么？既然沙特人花了3年和数百亿美元仍无法击败乌合之众的胡塞叛军，他们不太可能更善于对付伊朗。
尽管特朗普去年5月在利雅得举行的峰会上敦促沙特阿拉伯率领阿拉伯逊尼派阵营与什叶派（和波斯人）伊朗作斗争，但沙特人本身似乎更乐意让以色列带头。上周末，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威胁称，将采取行动直接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以阻止他们在叙利亚盘踞下来，开辟一条针对以色列的新战线。这是一场新战争的可怕前兆，这场战争可能把该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一个巨大的血腥冲突集群。
叙利亚内战让伊朗在其准军事组织盟友——比如黎巴嫩的真主党(Hizbollah)——以及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空军的支持下，得以一方面在叙利亚扎根，另一方面打造一条经由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的“阿拉伯什叶派之弧”。以色列除了轰炸叙利亚境内其所称的伊朗军火库和向真主党运输的车队以外，迄今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但以色列两年来一直表示，如果发生以下两件事之一，它将发动自己的战争：如果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扶植的其他武装组织在叙利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存在，实际上开辟一条针对以色列的新战线（另一条是在以色列以北的黎巴嫩边界）；或者如果真主党继续建立一个由伊朗供应的、足以打击以色列纵深地带的火箭弹军火库。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曾与以色列军队打成僵局。
其他因素也在拉近这场战争。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既没有战略又鲁莽轻率。然而，被一些人视为会遏制特朗普过分行为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打击伊朗的时候”。正忙于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复制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试图吓阻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警告它将对任何打击做出地区性的回应。但伊朗的手可能有点伸得过长了；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的两位领导人最近访问了贝鲁特以及黎巴嫩与以色列边界。
此举在伊朗无人机从叙利亚越境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已经具有挑衅性了。无人机事件启动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以色列飞机被击落和以方迅速发起报复行动。更多误判可能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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