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新秩序建立之前 谈“全球治理”尚早

7月1日-2日，由观察者网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共同发起的“百年变局——70年共和国道路与世界格局重构”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饭店召开。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哲学家、欧亚主义智库理事长亚历山大·杜金出席了论坛并在会议间隙接受了观察者网的专访。

在访谈中，杜金教授点评了刚刚闭幕的G20峰会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阐述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衰落和当今世界由走向多极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从一个资深中东问题研究者的角度谈了对伊斯兰世界政治改革的看法。

（编者注：正文中的“全球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的概念，具体解释和辨析详见观察者网上一篇对杜金的采访——《我们的敌人会想方设法离间中俄，但我相信……》）

【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点评一下刚刚过去的G20峰会，中、俄、美三国领导人各自在峰会上的表现。此外，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G20依然在全球治理上扮演着重要作用？

杜金：我不认为如今有什么“全球治理”存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单极世界正在被多极世界所取代。一些现有的国际组织如G7、G20或是联合国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种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将G20当成是一个既定的全球治理准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为多极化世界制定新的准则和规范，在这些参数被确立之前，要谈全球治理还为时尚早。现在是时候来谈谈西方霸权主义所面临的心理危机，这一点也被如实反映在刚结束的G20峰会上。

你所说的三个国家，习近平代表的中国，川普代表的美国和普京代表的俄罗斯，正是多极化世界的三极。这就是多极化的一个证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反映出全球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推动中国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环的愿望已经破产，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就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捍卫贸易利益、经济利益，使用一种实用主义手段对待中国。当西方对于除他们之外的全世界不愿再承担责任，贸易战的发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杜金在思想者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在G20上的关系是紧张大于积极，尽管两国有诸多区域对抗，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依然进行了务实的对话，涉及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交换对彼此的意见。

你提到的三位领导人是G20上的“主角”，同时他们也是三个文明国家、多极世界全球化中三个“极点”的代表。（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在上一次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有详细的解释）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和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希望保卫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俄罗斯希望确保自己的独立与主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也必须尝试找到自己新的位置——世界的领导，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支配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说只有G20达成了共识才重要，分歧同样重要，因为在我眼中无论是中美的贸易战还是俄美的地区性冲突，都可以算得上是积极面，因为这些问题为我们定义了对手，定义了极限，定义了边界，也定义了多极化进程中的区域和尺度。我乐意验证这个看法，不仅是共识、和平联盟，更是分歧和冲突带给今天的世界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是我们不应该低估的地方。不是说只要是冲突就意味着邪恶，只要达成了协议就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跳出鼓吹单极世界的全球主义者为我们界定的范式，而目前我们所见的这些分歧和冲突都将成为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我很清楚一些批评者对于普京总统关于自由主义言论进行的批评。普京说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跳出自由主义的教条，欢迎来到“后自由主义”的世界！我们知道，中国不会被视作完全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俄罗斯也不是，有趣的是，川普也批判自由主义——他的主要敌人们很多都是美国的激进自由派。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转移到了后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中。

普京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图源：网络）

目前，至少有四个主权国家是这个后自由主义时代的重要力量：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他们都不仅仅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更是文明性质的国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我们常常不确定身在何处时，G20会议就像一面镜子，多亏了G20告诉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至于何时能够最终达成，很难准确判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新的秩序正在逐步确立，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它有没有达成，但我们距离它已经很近了。这些都无一例外通过本届G20反映了出来。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普京总统最近面对西方媒体，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批评。您在今天的主题演讲中也提到了，要建立多极化的哲学，来取代目前西方中心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这个“哲学”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杜金：首先，我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三种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截止世纪末，自由主义战胜了后两者。在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在一起战胜了特定党派的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主改革”——这是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宣告自己的胜利。正如查尔斯·克劳萨默所定义的：“这是属于单极世界的时刻”，也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在那时，自由主义成为了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但同时，这种状态对于自由主义也是危险而致命的。

因为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为敌时，它可以展示自己“自由”的一面，这是一种积极的比较，但当自由主义成为孤家寡人，它反倒向世界揭示出自己不过是集权主义话语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这种“集权”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向全人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议程、规则等等。最终，自由主义也走向了终结。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因为其将“个体”概念等同于“与集体认同毫无关联的人类”，这是完全错误的。如今，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这样的自由主义范式。

然而，要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并非易事，因为上世纪的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已经属于过去。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就是我所提到的“第四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名字。这种理论呼吁我们超越自由主义，但同样不要走过去的老路。只有当新秩序建立，我们摆脱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霸权话语，在“第四种政治理论”的语境下，目前很多棘手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排除万难一切向前看。正如我刚才所说，本次G20为我们呈现了这个趋势，普京总统的倡议中，这一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

尽管如此，我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立刻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这是不现实。现行的规则已经不听使唤，如果我们没有为世界定义新的规则，而空谈什么“治理”、“方案”“联盟”、“互信”和“共识”，都没有什么意义。

先前的规则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文化、人权透明——这些构成了单极主义西方霸权的基础。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非此即彼地全部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验证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我们需要剔除、哪些我们可以和平共存，这就是我提到的“新哲学”。我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深度的文明认同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舞台上会有新的角色。我们需要深度思考：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更大的空间？如何组织这些新角色直接的关系？我想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业。

杜金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图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同时也是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专家学者。一说到“伊斯兰世界”，中国的读者往往联想到战争、冲突、宗教甚至恐怖主义。您认为，这种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从多极化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伊斯兰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

杜金：首先，我认为伊斯兰的现代形象是被扭曲和丑化的，从全球维度上看，这种形象是不正确的。虽然伊斯兰世界处于分裂之中，但伊斯兰是一个历史悠久、深刻而丰富的文明，拥有众多不同的分支。它是一种独特的文明，需要被恰当地表现。某些穆斯林团体对于全球主义激烈的攻击正是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形象的一个表现。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在操纵极端伊斯兰——这些人所信奉的恰恰不是伊斯兰的传统——西方世界曾经利用极端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和内亚世界对抗苏联的势力。现在，是时候修正这样的伊斯兰属性了。

我认为，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需要有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10亿人口的群体要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传统，并且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比如，我认为应当将歪曲伊斯兰的极端派剔除出去，重新发现以苏菲传统为代表的伊斯兰的精神维度。伊斯兰拥有伟大的文化、哲学、精神与艺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修正伊斯兰的自我定位，而不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妖魔化他们。全球主义者利用极端伊斯兰制造混乱：他们在中国的新疆制造混乱、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制造混乱、挑起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并且尽一切可能削弱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曾经创造灿烂的文明（图源：视觉中国）

但是，现在西方世界这种挑衅战略已经昭然，而伊斯兰世界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高。因此，我认为真正的伊斯兰可以走出萨拉菲派、瓦哈比派、原教旨主义者那种错误的、扭曲的版本。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并非真正的原教旨主义，遵循的也不是什么伊斯兰的传统，相反他们是在改革原有的伊斯兰。一些地区，如沙特阿拉伯他们拒绝所有伊斯兰的传统学派，这是一种伊斯兰的“新教主义”，或者说是特殊的精神运动和政治运动，拒绝释经、拒绝灵魂准则、拒绝垂直关系，这不是传统的伊斯兰。因此，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是对穆斯林的漫画化和丑化，穆斯林有许多流派、伊斯兰也有众多版本，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有责任去了解真相。

西方媒体“有毒”，它们把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病毒”带向全世界，这种“病毒”既攻击川普、攻击民粹运动、也攻击普京、攻击习近平、攻击莫迪。西方的全球主义者在政治和经济霸权上已经日薄西山，但在大众传媒领域依然是一家独大，西方媒体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堡垒。因此，我们需要将媒体从这种病毒中解放出来。一些俄罗斯媒体，比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比如中国的观察者网和一些其他媒体在对抗这些“有毒媒体”上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而中国今天要做的，某种意义上不是把一种“普世真相”强加给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相，而是告诉人们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对于文明国家和伊斯兰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

说到传媒，我自己也曾参与经营管理电视台，我对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非常地崇拜和喜爱。我想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许多值得俄罗斯学习和复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