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两大洲和四次隔离

今年2月初在中国武汉封城的第二周。

在这次疫情出现之前，因为我的姓，朋友们戏称我“秦皇”。但最近，他们开始用另一个受尊敬程度稍低点儿的头衔来称呼我：隔离女王。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在太平洋两岸的四座城市里接受了四次隔离。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用Zoom视频通话、追真人秀节目的方式打发时间。但我也在这段时间里赶上了几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我接受隔离的每座城市——圣迭哥、北京、洛杉矶和台北——为我们了解各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扇窗口。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的政府比别的政府做得更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今年1月底。当时我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的驻华记者从北京赶往武汉，那里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医院，采访那些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的病人，近距离——也许我们不该与他们靠得那么近——倾听他们的声音。

每天晚上，我都接到在加州的父母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他们似乎总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抵御病毒的新方法：别开空调！只吃熟食！别吃水果！

所以，当我登上美国国务院安排的最后一班从武汉撤侨的飞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时，美国只有12例确诊病例。飞机在圣迭哥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着陆后，我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真高兴我是美国人。”

今年2月，在圣迭哥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庆祝隔离结束。我站在最左边，幸亏当时不知道我还会被隔离三次。

第一次隔离：圣迭哥

我要感激的是，隔离期间食宿免费。戴着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查房，给我们测体温。每天都有一个新惊喜：海军乐队表演，女童子军饼干，还有颇为令人费解的保险套。我猜意思是“生命只有一次”(#YOLO)。

但已经有了灾难即将来临的迹象。没有戴口罩的要求。虽然我们被限制在基地的一个区域内，但我们仍被允许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每日例会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们打消了人们心中对病毒无症状传播的担忧。

在中国看到了人们疯狂抢购口罩的情景后，美国这种马虎的指导方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他们似乎很有信心。

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最早的危险信号。

尽管没有要求，我们中的许多人仍戴着口罩。无论如何，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基地的两名撤离人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

这两周结束时，我们毕业了。大家摆了姿势拍照。我们把口罩像学位帽那样抛向空中。我们乘大巴去了圣迭哥机场，在那里，我们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病毒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我摘下口罩，消失在人群中。

2月底在北京迎接我的人。AMY QIN/THE NEW YORK TIMES

第二次隔离：北京

2月下旬，我飞回了北京。

那时，中国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在首尔转机，觉得那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但就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前，疫情在韩国暴发了，韩国突然间成了病毒高发地区。

我很紧张。我在首尔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但中国官员以爱一刀切而闻名，尤其是在紧急时刻。

在北京降落后不久，我就到当地派出所进行了登记，所有的外国人都被要求这样做。果然，我在几小时内收到了一条短信。当地政府知道我在途中曾在首尔停留，要对我进行国家监管下的隔离，可能是在一个政府指定的场所。我不想那样做，试图说服他们我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在家里完成了第二次自我隔离。我只出过几次门，每次都是为了遛狗，而且总戴着口罩。

我从未得到官方的回复。

在我看来，这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中国的疫情响应：尽管严厉，但有效，并非万无一失。

如果你不能和你爱的人一起隔离的话，带着一个人形立板也不错。这是我的未婚夫布雷特的人形立板在洛杉矶的爱彼迎民宿陪我。（人形立板的好处是，屋子里不会那么乱，而且不会跟我在Netflix上的选择发生争吵。）AMY QIN/THE NEW YORK TIMES

第三次隔离：洛杉矶

3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北京醒来后，收到了一连串令人手忙脚乱的短信。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美国记者。

在大流行病期间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国都在限制入境，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被取消。最后，我离开了北京——我过去八年生活的地方，搭上几乎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空荡荡的候机楼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2月份回加州的感觉曾像是逃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那以后，新冠病毒已使美国逾24.4万人患病，超过5900人死亡。

美国对戴口罩的官方指导杂乱无章。病毒检测一塌煳涂。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呈上升趋势。尽管我在机场接受了体温检查，但有人忘了收回我填好的表格，上面有我在当地的联系方式和健康状况。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一连十几天，我躲在加州威尼斯一处从爱彼迎(Airbnb)上租来的民宿里，进行第三次隔离。很难想像棕榈树和粉红色的九重葛林里会隐藏着病毒。但是，只要回想一下武汉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不出门。

我第四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在台北隔离期间，我靠从鼎泰丰订外卖寻求即时的安慰。AMY QIN/THE NEW YORK TIMES

第四次隔离：台北

4月中旬，我搬到了台湾的首府台北，这里是我报道中国的新基地。

几乎刚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台湾因成功应对病毒而受到赞扬。

在能离开机场之前，我经过了数道检查，每道都由身穿黄色马甲的台湾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守。他们记录我的体温、健康状况和旅行史。他们给了我一个台湾的本地电话号码——而且必须当场证明能通过这个号码找到我。

我马上去了旅馆，有一名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在旅馆门外接我。他迅速开始工作，对我的行李箱进行消毒。然后他按下电梯，说了声再见。他是我在两周时间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房间很干净，但很小。我每天向酒店报告我的体温，并向台湾政府报告我的健康状况。每日三次，一名酒店员工把装有外卖食品的袋子挂在房门上安装的塑料钩子上。

整个过程即细致又高效。但实话说，尽管我可能是“隔离女王”，但这次我已有些气馁了。在隔离的最后一周，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我渴望阳光。为了得到即时的安慰，我从鼎泰丰订了（三次）外卖。“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的未婚夫在FaceTime上不断对我说。

本月，台北的宁夏夜市。台北的生活似乎很正常，尽管到处都能看到口罩、洗手液和体温检测。AMY QIN/THE NEW YORK TIMES

不过，我很幸运。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限制旅行，对来访者进行筛查，部署防护装备。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很近，但截至周三，全岛只有440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中断过，虽然现在戴口罩和测体温已成为一种常态。

两周后，我终于能自由行动了。

我第一次在晚上出门去玩时，穿上了连衣裙，还化了妆。我穿过一个公园。我买了贵得离谱的洗手液——这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售货员交谈之后！我漫步在购物中心迷宫般的美食广场，对人们在一起欢笑吃饭的景象感叹不已。

这个景象真让人惊羡。它让人感到如此之正常。

只有一件事与以前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对每隔几周就收拾行装出差做报道已经习以为常。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能这里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