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盘算太多 想帮助香港也捉襟见肘

从忧虑到遗憾

《港区国安法》在6月30日于北京“全员一致”的顺利通过下，几乎已经注定香港的一国两制进入死局。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艰难时刻，各国忙于自己国内疫情，对于香港事务只能用严肃外交辞令表达，包括欧美各国在内，纷纷对国安法的通过表示谴责。

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则是在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在香港的日本侨民约有2万6000人，还有超过1400间日资企业在当地活动，香港是日本极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茂木担忧地说：“保有香港的一国两制，对日本与香港间的紧密经济关系，还有人员交流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示将来会跟相关国家研拟对策。

不过相较于欧美各国的态度强硬，日本对于《港区国安法》议题始终是“冷静回应”，事实上从2019年反送中爆发以来，日本的官方态度就一直相对暧昧。只有在2019年10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日本参加新天皇的即位仪式，首相安倍晋三与其会谈时有表达非常忧虑外，并没有作更近一步表述。

习访日变数大

原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4月时访问日本，但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下，这项国是访问被拖延到了年底。而是否能以“国宾”规格访日，一直在日本朝野掀起巨大讨论，过去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日，并要求“破例”在未预约情况下觐见当时明仁天皇时，便出现不少皇室支持者的抗议。

就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日本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也表示：“对于一方片面擅自更改（统治）状态一事也好，我想对于（今年春天）延期的习近平国家主席以国宾身份来说，一定会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虽然意欲对中国产生些许舆论压力，但可惜暂时还是没有特别作用。

对于习近平来说，能够促成他在任内访日，对于将来他的任期持续延长有相当好的刺激。加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先希望藉由2020年东京奥运举办下，让两国都能如鱼得水，但是在肺炎发生后，双方的各取所需又退回成互相猜疑。

事实上，在新冠肺炎发生后，习近平在2020年内访问日本已经变得相当困难。加上尖阁诸岛（台湾称钓鱼台）的战斗机飞行等问题，日本受到G7等其他工业高峰国的关注，而事实上在过去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跟日本事实上确实渡过一阵子蜜月期。

天安门的拯救

当时在天安门事件时，中国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抗议，包括欧美各国在内，一度受到政治与商业上的排斥。但是当时对中国伸出援手的，就是日本。就在天安门事件过后，日本是第一个跳出来唿吁全是不要排挤中国，且还在1992年时，促成当时的明仁天皇访问中国。

当时明仁天皇访问中国，被视为是近代日中关系史上的大事。后来当时中国的副总理钱其琛便在回忆录中表示，明仁天皇访问中国，被视为是在天安门事件后西欧国家对于中国改善关系的一大破口。

而事实上，受惠于当时天皇访问中国的效益，不少日本工业开始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后来日方在中国的投资慢慢加大，许多欧洲外资也开始放胆在中国设立工厂，造就当时中国外汇市场的荣景。

可以说，日本当时在天安门事件中对中国伸出橄榄枝，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当时国际局势相当不妙的中国帮上了忙。而现今，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局面似乎又回到当时剑拔弩张的态势，而此时日本又跟30年前一样保持“审慎乐观”，这是否又像是当年的观测风向来决定下个步骤，也是值得关注。

日本如何帮港？

日本的盘算太过多，导致到现在的外交手段都捉襟见肘。然而，日本官方与民间也不是没有想要帮忙香港。包括日前安倍晋三已经表示，不排出未来接收优秀的香港人才来日本。日前笔者参加位于东京的反送中一周年纪念活动时，在现场也看见不少非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起身发声替香港声援。

当时在场除了播放纪录片外，也邀请民运人士周庭与区议员叶锦龙等，在网络上表示如何帮助香港民主。在场的香港民众张先生也表示，如果日本政府未来愿意给香港人更多机会，他自然很感谢。但他也说，香港人更需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一旦选择流亡他们都不愿意，他们不希望香港走到这一步。

张先生也感叹，其实有经济能力的香港市民，都早就移民到其他国家。真正有需要的香港人，反而是这些1997年后出生，存不到钱又没有未来希望的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希望未来这些抗争世代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或许对于日本来说，要谈帮助香港等或许还太早。不过面对紧接而来的G7高峰会，会许是日本可以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时刻。纵然先前中国屡屡发言认为日本已经干涉到中国内政，但日本还是必须在关键时刻拿出与欧美国家一样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跟中国做出适当地回覆。

很显然，未来香港政府将慢慢失去执法正当性，由中国中央越俎代庖下，法律的解释权力将会慢慢被拿走。日本过去立场为难的点，莫过于夹在中美间无法取得平衡，但G7毕竟是世界各国在中国硬推《港区国安法》后的最后国际表述舞台，到时欧美各国与中国的意见势必会再度冲撞，日本也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对往后的奥运举办与经济往来都有其负面影响。日中关系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已经进入新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