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个月披露温家宝家族财富超过27亿美元之后，美国享有盛名的《纽约时报》11月24日再次刊发2篇报道，揭示温家宝家人暴户与平安保险公司的关系。报道说，当中国政府考虑分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股份时，公司负责人马明哲1999年曾致信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并与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见面。游说成功，平安公司躲过一劫。与此同时，温家宝家人持有大量该公司股票，市值大幅攀升，2007年达到22亿美元。
该报1个月内接连刊发3篇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的确不同寻常，虽然并没有明确地说温家宝家人所聚敛的那些巨额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而只是指出，在成为副总理、然后在10年前成为总理之后，他家人的财富开始急剧增加。但作为新闻严谨着称的《纽约时报》对一个大国总理如此含沙射影的报道非常罕见。它们并没有列出斩钉截铁的证据来指明温家宝家人与这些巨额财产的直接关系，更多放在猜测涉及这些财富人员间的人事脉络上，文章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未都能让人信服，材料的来源更是受到质疑。但这一系列文章的确起到了让人浮想联翩，又让中国噤若寒蝉的舆论效果。
有评论人士就此指出，媒体的主要角色之一就是要作为社会监督的公器，但更重要的是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如果媒体未能够尽忠职守，企图摆布舆论，甚至在政治中扮演角色，不管是作为导演还是枪手，都显然是越俎代庖。因此，如果媒体的报道有依据，政府可据此应予以正面回应，并展开调查；如果媒体沦为一种无事生非的工具，政府也可完全据此施以制裁，包括几年之内不给予它参与采访的权力。
在《纽约时报》刊登出温家宝家人财富的新闻调查后，部分在美国的华人媒体也开足马力，针锋相对。它们认为《纽约时报》撰写该文的记者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独立调查，它们的报道是撒谎的，甚至是薄熙来的代言人。这些华文媒体直接认为，这是中共的政治斗争，是温家宝政敌所为。有的华文媒体煞费苦心的寻找《纽约时报》所登文章的漏洞，但却发现自己的“驳斥”更没有证据支持；也有的转向挖掘爆料给《纽约时报》的幕后“深喉”，声言爆料的人是中国的诈骗犯，他们的话不足信。另一方面，部分华文媒体又充当着该事件所涉人物与公司的代言人，发布真假难辨的当事人专访与澄清声明，斥责西媒的捕风捉影，俨然扮演着海外“新华社”的角色。
一场《纽约时报》和海外华人媒体的论战由此拉开。事实上，双方都难以拿出货真价实的证据，华文媒体报道的低劣品质与手法更让人怀疑这是“有偿辟谣”。孰是孰非，商业利益显然让它们各为其“主”。在媒体界有个通俗的说法，即作为商业媒体，社会责任与商业本能之间的平衡非常难。商业媒体如果不挣钱，很难存活，它一定要想办法取悦读者。在商业化利益驱使下，媒体追求的只是一种刺激效应。《纽约时报》与华文媒体此次的“双簧戏”的确刺激了读者的眼球，吸引力全球华人的目光，他们看起来很“成功”的把中国的总理置于“暴风眼”中。一是中国崛起为大国已成事实，国际媒体有关CHINA的报道成为他们重要的新闻话题；二是温家宝作为中共政治体系内清贫、爱民、改革派的明星总理形象深入人心。在中共十八大高层领导换届和薄熙来事件余音萦绕的背景下，西方媒体抓住中国官员贪腐横行，以及中共长期对高层官员及其家人采取严密封锁的保护政策等，令人惊叹地“选中”了温家宝，策划了这与众不同的“独家新闻”。
可以说，《纽约时报》再次诠释了今天的媒体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不是以公众需要看为标准，而是创造噱头让读者和观众不得不看为准则。
中国有句俗语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因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不透明，以及长期秉承的“宣传”策略，让中国高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外界总想着尝试去掀起这面纱窥探一二。而从“共产党”属性看，他们的高官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丰厚的财富或者遗产继承，同时也没有公开信息显示他们本人或家人正当的经商历史。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贵为中国权力高层的薄熙来、陈良宇，还是为数不少的基层官员，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巨额财富无一不是来自贪污腐败。此外，“艰苦朴素，与底层民众同甘共苦”在内的一套宣传话语，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中共高官以亿万富翁的身份被媒体曝光在广庭大众面前，必然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这是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有机可乘之因，以此造就它们商业上的有利可图。多维新闻了解到，西方其他知名的媒体也不甘落后，正在积极筹划有关中国领导人的其它重磅报道。
诚然，媒体一方面担任起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涉及商业利益，随着媒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如何处理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媒体能否拥有公信力，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其实，《纽约时报》在处理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时被很多专业人士认为是媒体界的表率。该报向来执行严苛的广告标准，有很多评论人士称《纽约时报》宁愿自己损失收入，也不能容许不实、欺诈及有失善良风俗和尊严标准的广告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该报在时事报道也享有可靠新闻来源的声誉，但它却很少首先报道一个事件，而假如它真的首先报道一个事件的话，那么通常这个报道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因此往往被世界上其它报纸和新闻社直接作为新闻来源。《纽约时报》在报道温家宝家人财富问题上恰恰起到了一个“急先锋”的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这报道的背景和内容的成色究竟有几何。
众多中国观察人士指出，关于温家宝家人聚敛财富的报道这些年一直不断，尤其是他的儿子和妻子的财富，长久以来一直有很多传说。在中国的政界与商界，温家宝妻子张培莉因为跟钻石业界的关系而广为人知，他的儿子温云松与平安公司的密切关系也在商界内部被广泛的认同。因此温家宝特别容易受贪污腐败指控的损害，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树立一种亲民的和蔼可亲形象，也一直在推动更大的政改。但温家宝家人“涉嫌”的财富先前一直没有被如此这般地详细罗列出来，此刻出来这样一个消息，尤其在《纽约时报》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媒体上进行报道，背景肯定不简单。有媒体引用分析人士话称，“关于温家宝，我们如果不去做过多的有关他的政治动机的猜度的话，这两年他至少不断唿吁政治改革，并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动作。这是否触及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温家宝这样一个异调的声音是否符合未来的主政者的利益，这也是需要划一个问号的”。
《纽约时报》声称它们的报道是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研，审慎的新闻判断后推出的，没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但资深的媒体人大都相信，该报的信息牵扯温家宝的家人涵盖面之广、追踪历史之长、细节详尽，绝不是民间或者某个传媒通过独立调查就能得到的。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就曾在该报道刊出后介绍，在北京的英文媒体的机构或者说外文媒体的机构都收到一份非常厚的报告，包括温家宝家人的经济投资情况，甚至包括一些审计机构的认证。
他们判断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只是《纽约时报》最先报了出来，或者说该报之前也在做这样的调研，恰好这份报告印证并丰富了他们的内容。
不管《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报道是调查获取亦或收到内线资料，但该报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反腐的“排头兵”，乃至介入中国的政治事务，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焦点之一。该报在刊发温家宝家人财富秘密的新闻后表明，“在中国政府提升中国民众可接触到的新闻的品质方面，《纽约时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评论人士认为，它不该把自己的所谓新闻价值放在道德高地，来涉嫌左右舆论，甚至“指挥”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媒体在反腐行动中的确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是主角。该评论人士强调，《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人财富的报道即便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作为媒体应恪守自己职责，它们手中掌握的社会监督公器并不是“尚方宝剑”。该报把反腐的“标靶”直接指向中国的总理，必须要承当对应的责任与风险，毕竟往往越是政治高层的腐败嫌疑，也更容易陷入政治游戏的圈套中成为其中一方的政治工具，从而在不自觉中丧失了媒体的基本原则。如果《纽约时报》戴着“有色眼镜”去制造和演绎一个并没有充分依据的事件。那它也必须承当对应的法律责任，中国政府也有充足的理由禁足该报在中国的报道，剥夺其采访权。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媒体正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反腐过程中开始担当起不同以往的公器职责。虽然近年来大陆媒体的这种作用已经存在，但还是属于小打小闹，就像媒体圈流传一种说法，它们的“公器”只能挥向县处级以下的干部，再往上是根本不敢触碰的。造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都从属于当地政府，因此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与严格的“管控”。如果大陆媒体要发挥出应有的社会责任，必须在制度上进行的革新，摆脱地方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比如由中央政府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直接的协理，效法大陆现在的军区或银监会的概念，它们都不会受制于地方辖制。同时，在积极鼓励媒体扮演社会监督的重要角色同时，对媒体滥用公器权力，或者严重疏忽甚至故意污蔑以致错误报道，也应设置相应的惩罚机制。
习近平在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提到“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还要求干部尤其是高官要管好自己和家属部下，不允许以权谋私及搞特权。并声称对违反者“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习近平的这番话被舆论解读为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温家宝在出席东盟峰会时接见泰国华侨时引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诗句，称自己宁死也要证实自己的清白。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温家宝作为总理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重要形象，他本人的历史地位也即将铸就。负面事情已然发生，不论中共自身还是温家宝本人，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沉默不语并不是上策，在中国新领导层大力反腐的背景下，通过自我调查与主动澄清，以大量客观详细的证据为基础告诉外界中国总理本人和家庭的真实情况，应是顺应时代和驳斥流言蜚语的最好选择。如果证明《纽约时报》的内容偏离事实，它被中国政府严厉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同时也严重警告了西方媒体正在谋划的，含有巨大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其他同性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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