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恐怕要做最坏心理准备

　　如果事情能用“距离”来解决的话，一切就会变得简单许多，拿钓鱼岛来说，台湾与钓鱼岛相隔200公里，中国与钓鱼岛相隔330公里，日本若以琉球群岛计算，与钓鱼岛相隔更是有400公里之多。如此一来，包含五座无人岛和三个露出海面的岩石的钓鱼台（台湾称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可说是“一个岛屿，各自表述”）应归属台湾，而不是任由中国和日本吵个不停。

　　的确，台湾政府向来坚持钓鱼岛属于台湾，然而它的声音始终被淹没在更强大的邻居之下，且大概不会有人不切实际地以为，钓鱼岛纠纷单纯诉求“距离”就能解决的，诚如德国《明镜週刊》（Der Spiegel）指出，钓鱼岛揉合了霸权及民族主义，是国际影响力与自然资源之争，加上历史记忆搅局，使之成为东亚地缘政治中最麻烦的一座岛屿。无庸置疑，一场军事危机正在酝酿，而酝酿者正是离荒凉小岛1600公里的北京。

　　2013年11月23日，彷彿担心钓鱼岛争议闹得还不够大，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此一举动立即引起周遭国家极大反应，尤以美国和日本最甚，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未依中国要求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美国从关岛派遣两架B-52轰炸机“侵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当新闻出现后，距离钓鱼岛1800公里的东京立即信心大振，韩国也受到激励，有样学样地陆续派出军用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用中国成语形容，似乎有那么一点“狐假虎威”的意味在。

　　当然，中国可不是纸老虎，面对美日韩侵门踏户，中国也派出了战斗机“护送”日本和美国的飞机。于是，一个浅显易见的问题浮现了：要是外国战斗机的驾驶员，或中国战斗机的驾驶员其中一方突然失去理智，东亚乃至于全世界能承担如此后果吗？

　　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参与这场危险游戏的玩家无不认为，北京的行动将危及东亚和平，只要有些微的轻举妄动，后续的连锁效应肯定是非常之大的。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曾于《金融时报》上批评，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完全没有必要”，这只是提供多一个机会让“人们把事情搞砸”，尽管他未明说，但这里的“人们”指的正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与韩国人。

　　《明镜週刊》认为，中国在这场争吵中的动机是很明确的：一年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90%出口都是通过海路运输；与此同时，中国是快速崛起的国家，积极建立海军力量在所难免，就像德意志帝国在100年前做的一样，然而让北京的军事领导人感到困扰的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企图一直被美国阻挡著，美国盟友如日韩台控制的岛屿及半岛形成一道紧箍咒，大大限制了发展空间。

　　不免回想起1914年的欧洲

　　因此，突破“第一岛链”俨然变成中国最为痴迷的战略方向，因此当辽宁号驶进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时，不少中国人将之视为中国海军的一大胜利，而钓鱼岛作为岛链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是必须争取的目标，同理可证，中国急于统一台湾也是出自相同考量。

　　凡事有因必有果，在观察未来东亚局势走向前，不妨先从了解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做起。2011年，奥巴马宣布将把美国战略的支点（pivot）移往亚太地区，在分析人士眼中，此举不仅意味著美国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也隐含遏制中国在东亚扩张的目的。同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于《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决心，增加军事存在及促进民主人权等均是优先项目。

　　不管是美国增加军事存在，或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不可能不让中国如坐针毡，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将所言：“必要的时候，美国将公然对抗中国，就像过去对抗苏联那样。”《明镜週刊》也指出，2020年前五角大楼打算将60%的海军部署在环太平洋地区，包含六艘航母以及大量的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

　　西方人或许可以将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视为安抚亚洲盟国之举，但对中国人而言，“百年屈辱”的记忆尚未远去，很容易就把美国的参与当作一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12月初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亚洲行程格外重要，他不得不保持一种微妙平衡，一方面告诫盟友们不要过度反应，另一方面警告中国不要通过防空识别区进行挑衅，显然地，这个任务十分艰钜。

　　随著紧张气氛一天比一天升温，亚洲人的焦虑可想而知，然而对于理性的外交政策如何在危机时期带来灾难这点，欧洲人再清楚不过。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纷纷讨论著中国一手打造的东亚局势与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何其相似，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表示，美国之于现在的东亚，就像英国之于一战前的欧洲，所以美国必须向扮演德国角色的中国展现决心，如果中国的表现让人无法接受，美国是有能力制止的。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其畅销书《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中描绘了欧洲是怎么不经意地走向一次世界大战，至于评论当前的全球秩序时，克拉克说：“自冷战结束后，壁垒分明的阵营对抗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和更不可预测的国家力量，包括新兴的大国和衰败的大国，这不免令人回想起1914年的欧洲。”

　　人类不全然是理性产物

　　类似观点也出现在《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里。2013年12月3日，沃尔夫以“中国绝不能复制凯撒的错误”（China must not copy the Kaiser’s errors，凯撒为德国给予皇帝的名称）发文指出，维持全球经济开放同时，妥善处理崛起的专制强权和衰落的民主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只是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带来的问题，也是21世纪共产中国提出的挑战，我们都知道1914年的故事以战争作收，那么现在呢？

　　在沃尔夫眼中，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明显是种“挑衅行为”，它不仅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也未获得日本、韩国及美国认可。不过有趣的是，美国的反应是具有矛盾倾向的，一来它既派遣B-52轰炸机进入防空区，二来又呼吁美国民间飞机遵守中国要求，以免无辜生命受到危害，看似妥协又不妥协的态度，沃尔夫说，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

　　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让人学到，微小事件可以迅速升级成毁灭性结果，而且我们也别忘了，一战后仅仅25年，欧洲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二战又接踵而至。现在的中国由民族主义者习近平领导，日本则由不逊于习的另一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领导，加上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承诺，冲突的风险乃是真实存在的，这并不是说彼此交战不可避免，但与一个月或一年前相比，东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沃尔夫便为读者回顾了一下历史：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开展了一场海上军备竞赛，1911年，当法国处理摩洛哥危机焦头烂额之际，德国将砲舰派到了摩洛哥沿岸，藉此测试英法之间的关系。套用到当今来看，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就是对日韩同盟与日美同盟提出考验，因此德国崛起带给英国的困扰，跟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困扰可说是惊人地类似，我们实在无法否认，历史永远是人类最好的导师。

　　与其致力于维系东亚和平，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反其道而行？沃尔夫说，有鑑于习在国内的强大地位，防空识别区不太可能不经过他同意，然而按常理来讲，中国没必要为争夺几座无人岛的控制权而引起轩然大波，毕竟国内还有深奥的经济难题等在前头，中国也还没成为高收入国家，面对这么多选择，为什么习偏偏要加大钓鱼岛开战的机率？

　　这些问题早在1909年就有人提出，英国自由派学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作品《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指出，现代战争已经过时，因各国经济紧密交织，冲突成本将超过战争发动国所期望的任何收益。平心而论，安吉尔的逻辑并不难懂，更是掷地有声，但到头来一次世界大战仍证明他不全然是对的，换句话说，人类不全然是理性产物，民族主义说穿了不正是一种情感的凝聚吗？

　　中国应处理得更圆滑些

　　时至今日，很多观察家选择继续当安吉尔的信徒，信誓旦旦地声称，既然20世纪的美苏冷战都能和平落幕，21世纪更不可能爆发战争，不过沃尔夫提醒，历史的循环一再表明，当“维持现状者”与“改变现状者”互相碰撞时，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冲突难以想像，雅典与斯巴达如此，从前的英国和德国也是如此。眼下来看，美国是“维持现状者”，二战后的太平洋秩序由它建立，中国是“改变现状者”，绝不愿屈居于第一岛链内，于是，现代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正蠢蠢欲动。

　　现代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正蠢蠢欲动。

　　最后沃尔夫呼吁，民族主义的野心及怨恨过去日本的侵略是人之常情，但对习近平而言，这场游戏过于危险，代价过于庞大，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习不只要适可而止，还得三思而后行。

　　沃尔夫将问题说得很严重，但也不是每个分析人士都如此悲观，诚如在线杂志《外交者》副主编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写道，东海困局用一句电影台词来说，就是“我们这里缺乏的是有效沟通”（what we 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出自1967年的《铁窗喋血》），因为根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的说法，防空识别区有建立的必要性，用以捍卫中国领土和领空安全，它能为国家防空系统提供预警，是不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的防御措施，并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约。

　　这段话很有道理，但国际社会领情吗？或者先不论外国人怎么看，据《南华早报》报导，即使耿雁生曾明确表示划定的区域不等同中国领土，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将防空识别区视为“维护主权”的做法；另一份《环球时报》的调查则显示，53%的受访者认为防空识别区能帮助中国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中取得“上风”，仅有39%说防空识别区有助于促进和平稳定，因此讽刺的是，无论耿雁生多么努力强调防空识别区是“安全区”不是“危险区”，对航空和通信有益，相信者寥寥可数。

　　蒂耶兹认为，北京应采取主动姿态，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这不是说中国没有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权利，而是它应该处理得更圆滑些，更尊重他人些，毕竟“合法”不等于“不引起紧张”，否则的话，2012年日本的购岛行为也是合法的，中国人又何必如此之义愤填膺？

　　欧洲正是历经了两次惨绝人寰的战争才体会到和平的可贵，因此他们建立欧盟，同心坚定地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下去；相对地，东亚历经的战争不会比欧洲少，可是距离实现真正的和平还很遥远，亚洲人恐怕要做出最坏的心理准备，也就是中日领导人学到的教训还不够多，还要以无辜百姓的性命作为个人前途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