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到底留下什么 中共民运都要思考

　　五月的中国并不平静，政坛之上，伴随着美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和官方对异见声音的打压，对内对外的国家安全观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与官方宏大的“总体安全观”表述相伴，另外一股关于“反思”与“怀念”的暗流在社会思潮中流动。伴随着“六四”的临近，在这个中国政府和民运人士无法躲开的日子，当年经历过“六四”的人士愈来愈多地开始发声，分析人士也坚信，中国官方近期对于异见人士的打压也源自于此。“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希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作为“六四”幸存者，负罪感将伴随一生。甚至在被问及对当初离开中国是否感到后悔时，他都表示“夜深人静时，难免会想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有多好”，伤感之情流露。

　　近几年王丹、柴玲等经历过“六四”的学运领袖，在对外发声时多是在回忆旧事，透露了一些当时的内情。我们肯定“六四”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对那些“六四”学运领袖而言，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虽然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在此后的25年间，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缺席。固然这与中共迄今尚在通缉他们、不允许这些人回大陆有关，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更需要的是对于“六四”的反思。鲁迅1933年曾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六四”一事，虽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没有可比性，但是“忘却”还是“纪念”，在过去25年间，“六四”一直面临着同样的探讨。但在今天，中国已经走过了“风波”过后的沼泽，对于“六四”，更需要的是反思其动机、起因以及对于今天中国民主的借鉴意义，但是鉴于此问题的敏感性，直至今天在大陆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回应。而对于乌尔开希等人来说，作为事件的经历者，也更有责任将“六四”进行全面剖析，给后人留下“遗产”。

　　反思成潮流 “六四”伤痕难被遗忘

　　众多影响一代人命运的历史事件正在被商业化的作品解读、反思，这种事情发生在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和一部视频短片《前进，达瓦里希》中。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归来》，因为涉及中共在“反右”和“文革”中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公待遇而受到热议，而此片也不掩饰这种“政治倾向”，选择在5月16日上映——48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也成为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但这部试图反思“文革”的电影作品被评价为“只有泪痕没有伤痕”。同样在5月，北京电影学院大学生的一个毕业作品《前进，达瓦里希》也因为对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理想化的描述，而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对历史事件避开宏大叙述的个人化“反思”，似乎正在成为文化界的一股潮流。

　　中国对于“文革”曾有过“舔伤口”似的反思，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就着力描述“文革”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但“六四”却没有像“文革”或者苏联解体一样，引起中国思潮的反思和警醒。在大陆，仅有的讨论只在私人的圈中流传。例如在5月5日，维权律师浦志强在北京参加了由教授学者、律师、“天安门母亲”等十多位人士与会的“六四纪念研讨会”，不过由于是“逢五逢十”的年份，再加上香港“占领中环”一事的发酵，中共方面对于今年的六四“如临大敌”，极为紧张，各种或明或暗的控制手段也按部就班地展开。第二日，包括浦在内的5人被有关部门刑事拘留。

　　在海外，虽然“黄雀行动”后多数学运领袖均逃离中国，但是今天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商人，并非学者，因此每年此时在媒体上的表态也就成了例行之举。如果说从事金融业的乌尔开希所说的“幸存者负罪之感”与“后悔离开中国”之论，尚且算得上诚信之言的话，那另一名曾经在“六四”中引人瞩目的学生领袖柴玲，在成为商人之后，其对于“六四”的“反思”已经离开大道日远。

　　2010年，柴玲在美国公开表示，自己认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是要藉天安门事件，让人民认清共产政权，中止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当时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她，更是表示，每年“六四”前夕想到天安门事件，心中都非常痛苦，今年信主以后，她对“六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称“六四”是上帝要彻底解救中国的一个计划。正因为觉得中国离自由已经不远，现在纪念“六四”反而有一种喜悦的感觉。此番言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而后的2012年，柴玲更是公开发表《我原谅他们》一文，称自己原谅邓小平和李鹏。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原谅目前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其随后迫于舆论压力，又刊发了一篇《再谈宽恕》进行自辩，但是已于事无补。

　　有着看似正确的口号 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并非柴玲首次受到争议。正像媒体此前分析的那样，“六四”事件被认为是“反右”之后大陆知识分子再度分化的一个节点，一部分归附于体制的人因此而噤声，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异见知识分子，但却遭到了体制的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在这其中，尤其是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和李录，他们四人在今天的境遇，或许反映出“八九一代”在25年后不同的选择。

　　前文所说的柴玲，作为“六四”期间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因一部《天安门》纪录片而受到特别关注。在公众印象中，柴玲被形容成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学生流血的女人。

　　带着这样的印象，柴玲在近年的表现更加惹人非议。除了前文所说柴玲要“原谅”，不久前，柴玲还发表了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在信中，柴玲为自己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后在讲到血腥镇压时表示自己“要求生”、“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言论进行辩护。公开信又指，应该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柴玲说，只要怀着感恩的心等待神的降临，心境自会不同，呼吁关注人士用平和的宗教心态，去面对当局不平反“六四”的问题。反复重提“宽恕”，引发如潮批评，有人说柴玲疯了。柴玲则强调“饶恕不是忘记，也不是背叛”。

　　而王丹和乌尔开希，在今年台湾“太阳花学运”中曾现身示威现场，以“学运领袖”的身份为学生打气。不过相比之下，王丹更像一个学者，而乌尔开希在这次发出自己有“幸存者的负罪感”之前，一直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这一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的声明中，王丹等人公开呼吁，希望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为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民运流亡人士回国看看。声明最后表示，愿意本着公开、诚意的原则，就此问题与内地有关部门对话，讨论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过去几年间，乌尔开希多次前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自首”，未得回应。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行自首，在他看来“我已经与父母家人未能见面长达二十三年，骨肉分离的痛苦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而在学生领袖中，李录可能是被外界认为今天发展最好、与中共互相妥协最为成功的一位。作为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他早已脱离了政治语境，相较于柴、王和吾尔开希，李录目前极为低调，对“六四”几乎没有再做任何表态。目前他可以随意在大陆进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媒体分析，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和李录四个当年一起经历“六四”的学生领袖，在23年后由于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生活境遇，各自的命运也进入到不同的轨道。柴玲从1989年“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到“我原谅他们”，人生阅历的增加并没有让她对于“六四”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资本”加以炫耀和利用。而乌尔开希也从早年“广场死亡至少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丝毫不过分，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到“作为六四幸存者，负罪感将伴随一生”，从当年一个张狂的学生，变成一个仍然愤愤不平的中年商人。在“六四”中被认为较为理性的王丹，在经历了入狱等人生坎坷后，虽然今天仍然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姿态，但还是将注意力过度地放到了对于中共简单的批评之上，而缺乏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只有着看似正确的口号，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从这群人语境上的变迁更可以看出他们在“六四”认知上的变与不变。

　　在政治观察人士看来，无论是柴玲的继续对中共保持敌意，还是王、乌二人对中共的若即若离，抑或是李录的妥协退让，都是其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不过，从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来看，在“六四”之后的25年中国改革过程中，柴玲、吾尔开希并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寻找钥匙与寻找的“过程”

　　“六四”之后，中共在经济方面大步前进，但是政治层面的变革却暂时原地踏步，虽然在此后中共也在不断尝试改革，但是那种“狂飙突进追求民主”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中国民运日渐式微。

　　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毋庸置疑，但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群体性事件频发，底层抗争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上迅速发展等情况却开始严重，而当局近几年来有目的地对舆论进行放松，沉寂多年的中国左右两派的声音又日渐增大。中国大陆知识层在政治态度和思想取向上也更加激进，左派要求社会公平，彻底走回毛时代，右派极端者也要求社会民主，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政治变革。这些观点在部分官民对抗等重大议题上激烈对撞、沸反盈天，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特征明显。

　　如果说“反右”、“文革”能够成为中国大辩论的重要议题，那“六四”是否也可以放开，这当然需要中共自己直面历史，同时学界、当事人对这个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思辨性的探讨也是有必要的，而非今天这样“宽恕”与“道歉”。

　　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们再问，“六四”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中共在政治上不再敢大步向前，政治改革远落后于经济改革；政治地位上开始重视人大的作用；政府部门认识到了需要继续改革保证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权力部门在以后的维稳过程中更加注意减少使用暴力，避免流血；直接催生了武警这个单位的产生；一大批活跃在今天的维权人士如浦志强，皆曾受过“六四”洗礼……

　　但是正像一位经历过“六四”的人士所坦言的那样，“六四”是一个学生运动，而学生运动向来是充满热血、激情而缺乏理性的，“五四”如此，“六四”也是如此。虽然今天的人们给“六四”遗产罗列出种种，但是细细想来，今天所有这些关于中国民主的讨论，恰恰是拜“六四”所赐。就像我们在俯身找一把钥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最终是否找到这把钥匙，而是这个“寻找”的过程，是这个讨论的过程。当有一天，俯身日久，时机成熟，一起身会发现，虽然没有找到钥匙，但是你想要开的门已经在前方打开。这种介乎于“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纠结，和“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的状态，也许最后正是“六四”留给世人的最大遗产，让中国人仍然记得那一段染着血的历史，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所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