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办公大楼
近日，掌管中共官场人事任命大权的中组部，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的进展情况，在信息量巨大的问答和通稿之中，最让人惊愕的是竟有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被取消提拔资格，中组部此番作为引发媒体关注，包括新华网和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发布相关新闻或评论。中组部一直以来都以“潜水”著称，何以在这个时间点高调“冒泡”，闪亮登场？有观点称，这次的抽查工作很重要，因为这不但是“贯彻习近平的思路”，也是“收监督管理之权，由此带来中组部和中纪委权力关系的改变”。
中国坊间，有两个部门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一个是被称为“都察院”的中纪委，另一个则是被称为“吏部”的中组部。前者管的是纪律，后者管的是人事，都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两年来，“都察院”时不时就通报封疆大吏、各部侍郎的落马，赚足了眼球。相对而言，“吏部”显得默默无闻，吏部的赵乐际赵尚书更是低调得有些“惊人”。
但是近半年来，官媒多次高调报道中组部的工作，比如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布《发展党员步入控量提质新阶段》的文章谈及党员“控量提质新阶段”，表明中共在反腐整风的同时亦开始重建执政党组织体系，着手“治本”。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CT式考察”让干部更透明》谈及中组部近期的后备干部选拔方式存在五点变化，从以前沿用多年、重程序重形式的平面化考察，变为重实效重内容的立体式考察。文章还透露，中组部首次参与司局级干部选拔任用的考察工作。
从周永康在石油帮及政法系统扶持个人势力，到山西官场地震中暴露出来的落马贪官之间的交错关系，许多贪腐问题与“山头主义”难以撇清关系。以往的乱象表明，受中央直属的中组部功能相对弱化，尤其是在地方官场难以插手。而地方组织系统又需接受当地“一把手”以“集体”名义的领导，往往沦为其任人唯亲的工具。地方组织系统另一弊病则是被腐败利益渗透，致使纲纪废弛，如四川黑金商人刘汉、山西黑金商人张新明等反而被视为一方“组织部长”。破除地方“山头主义”，涤荡和改制地方组织系统，就成为中共官场生态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共派出的各巡视组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查出不少问题，地方干部插手人事任命、干部档案造假，带病提拔，边升边腐等等。虽然官员贪腐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问题，但是组织系统亦有监管失职之责。而要改良中国官场生态，一方面要求把已经高度腐烂的因子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就须着手重建一套健康的组织体系，严把执政体系关口就尤为关键。
重新构建政治生态环境，中组部需要把控住“核心业务”，一是党建工作，一是管理干部人事。在官员党性方面，中组部在7月下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对中共各级干部提出“两个防止”的要求，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时隔12年后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是中组部在管理干部人事方面的“适时调整”。
12月8日，《中国组织人事报》以仲组轩为笔名发表了“中组部负责人就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答记者问”。从该报道可以发现，该项活动属于2014年组织部门的三大重点任务之一，中组部不仅“既要拓宽体制外精英进入执政序列的通道，也要让选出来的精英符合执政的要求”，还将“协调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要建立干部履历系统。换言之，抽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远远不止抽查这么简单，而是要建立领导干部的数据资料库，这些数据资料将会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是吏治大循环中，选拔任用的一个环节。
《人民日报》海外版12月9日的分析文章称，这次抽查，意味着中组部开始收缩干部的管理之权，中纪委的监督将主要成为事后监督，即提拔后的监督。中组部在今后要担起管理大权，一要重任前考核和“德考”，二要抓教育，尤其是家庭伦理教育。
文章还称，任何一次吏部的大动作，都意味着人事的大调整，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此次也一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抽查的对象不仅有中管干部，还有省部级后备干部。后者属于中国官场比较特殊的群体。1983年前后，在邓小平的力推下，政治体制改革从干部人事制度“破冰”，除了干部的“四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后备干部制度，目标是要解决干部断层问题。总共选定了1,000名，都是作为省部级干部队伍的预备役。此后，每一届基本保持大致规模。一般来说，在换届基本稳定以后，中组部会根据中央意图，拟定各个省部级位置的预定人选，以备换届时不打无准备之仗。
因此，在此时开展个人情况报告的核查工作，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人事布局，也就是新一轮的人事调整，尤其是补充新鲜血液，这是为何会将后备干部也纳入抽查队列的原因。可以预见，虽然还未到换届年，干部的后备名单将会逐步“浮出水面”。这才是公布这次抽查情况透露出来的最大信号。 (张亦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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