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舆论场上的负面新闻层层围堵，风雨飘摇之际，其子郭正钢似乎暂未受到波及，反而仕途逆势上扬；而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却突然的仕途生变，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山西省长李小鹏的最新工作分配中，不再包含监察、审计、国资等重要工作，而只是负责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此消息一时间引发外界关于李鹏家族“失势”的诸多揣测。
无论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传闻是真是假，不能忽略一个关键词——红二代。连日来，中国军方展开了大规模、高频率的高层人事调整，多位“红二代”得以重用，军中的“红二代”密集上位，其比例与上升的速度远远超平民子弟。不乏外界有分析认为，“红二代”生来便拥有特权，看着李小鹏“诡异”的仕途起步，外界自然而然的会对其产生联想。而这也恰恰是舆论所关注的焦点所在。
意识形态的转折点与权力交接
至于“红二代”这一个词实则是在中共十七大后才出现，而最先以“红二代”自称的还主要是那些不大得势的“红二代”。例如“红二代”的各种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将军后代合唱团”、“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等等，其成员大部分都远离政坛商界，但这些“红二代”们不甘寂寞，一方面自认为国家之子，宣称要维护红色江山；另一方面则有几分愤世嫉俗，感慨世风日下，痛斥官场腐败。上述的红二代，不论是否身居高位，其共同心态是有强烈的江山意识，也是外界常说的“强烈使命感”。也许这乍一看去，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心态是一脉相承，但仔细琢磨，二者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不是革命年代。
但是回顾历史，在1980年，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红二代们，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多都带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陶涛的女儿陶斯亮，甚至也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等。曾有政经观察人士称，1980年的中国式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对而言是最宽松、和谐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上、氛围上、心态上和趋势上。惟其如此，才会有了后来的“八九民运”；而“六四事件”只是为这演变趋势画下了休止符。
观察人士表示，“六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中共上层的大分裂。其中“意识形态”产生变化，所以有些对民运持同情支持态度的“红二代”被边缘化。而其余的“红二代”，有的本来就是力主镇压的强硬派，有的后来也专项强硬派。所以不难看到在经历了八九民运和苏东波的巨大冲击之后，中共当局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权贵私有化一发不可收拾。分析称，在中共高官那里，“一家两制”即子女中一人当官，一人经商成为常态。所以也是从那时起，“红二代”才卷土重来。红二代的“政权交接”方式也是另一个外界所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方式，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也很有特点：既不像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再参考任职经历，推选出继任者，高官子弟获取高层政治权力的血缘规则在上层权力传承中很少起作用；也不像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特色的权力传承模式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直接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官场晋升的特殊便利与优惠。可事实证明，中国现有的权力传承方式中的血缘规则，一方面使得官场晋升出现了双轨制，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潜在的权力斗争。所以不得不说，“红二代”或是“红色家族后代”从政，有着比平民更明显的优势，但也有着比平民更多的风险。
红色家族的政治长跑
综上所述，从政历程，自然也不同于平民子弟，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镀金色彩。之前，有媒体又在热炒毛远新27岁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省级干部一事，却不肯指出他获得如此殊遇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毛泽东的侄儿。中国的改革之初，中共太子党的政治明星刘源能踏上政治晋升的跑道，血缘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对于红二代来说，去基层历炼是攒资历，这在官场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此他们在每个职务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为两年。尤其是刘源，一年一个职务，每个官位尚未坐热就换一把新交椅。在六年内从副科级直升副部级，似乎这是唯一一例。
当然还有较早之前，据港媒报道的消息，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邓质方之子）在其28岁之时决定更换人生跑道。他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一律师事务所工作，现返回中国，到其祖父邓小平政治发祥地广西百色挂职当副县长；叶剑英之孙叶仲豪则走的是典型的团干部升迁路线，在其祖父叶剑英的政治大本营广东起跑，从广东罗定市市长助理开始，频换职位，之后出任云浮团市委书记。港媒评价说，“叶仲豪从县级市开始干起，到主管发改局局长及团市委书记，经历的职务既锻炼人，又是官场快车道，如果不是有人安排与操纵，仅凭他们自身的能力，恐怕根本无法实现。相信云浮团市委书记亦只是一个跳板，或许再一年多叶就会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曾有政经观察人士指出，有些红二代在最初选跑道时，选了一条自己认为容易“出成绩”的跑道，如军队及中央各部委。后来才发现，要想进入最高权力圈，基层历炼这一关必须要过。等到不少红二代发现这一点，为时已晚。但有背景的人自能及时调整方向，更换跑道。比如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原来一直在父荫笼罩下的电力系统工作，在41岁时已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副部级）。当他盯住最高权力核心职位时，发现这一资历不够硬，于是在2008年弃商从政，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二的副省长，用自己的强项来代替县市基层历炼，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工作。而那时49岁的李小鹏已获十八大候补中委资格，任山西代理省长，通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台阶已经为他铺好。但是时过境迁，如今李小鹏被“除权”令外界对李鹏家族“失势”产生诸多猜测和质疑。
为此有资深媒体人士分析表示，其一，中国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底层还是高层，都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将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其二，县级政治资源已经出现由一些家族垄断的现象。最后，省一级成为中央与地方势力瓜分政治资源的犬牙交错地带，当政治上层家族希望继承上层权力时，在省一级面临各种纠缠不清的关节。中国的局势发展，是否还能待到红三代顺利接班？那就用时间来观察。 (柳絮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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