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老调重弹似地强调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其实近年来，中共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前后相继，显示出对学生和年轻一代思想状态的担忧和重视，以防止颜色革命的渗入蔓延和“六四”重演。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中共对高校师生思想的监控会进一步强化。
这一类做法往往都会引起外界舆论的争论和高校内部的反弹。如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曾表示，官方网站上都是歌功颂德的那些东西。现在北大校园里已经没有“舆情”可言了。北大1949年以后就没有什么自由精神了。另有分析认为，其实相对于自由派学者所衷情执着的自由，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种意识形态宣传会对学生的思想成长所造成的影响。中共的着眼点是防止西方一套有关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渗入，这对于当下的形势来说本无可厚非。不过，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中方管理部门更依赖于一套更直接粗硬的干预方式，对所谓自由的侵害是一方面还会很容易导致对学生的独立思想形成、想象力创新力提高的约束，对于学校教育和学生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反击西方意识形态 防“六四”重现
观察人士指出，此次《意见》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整套体系，这也将成为今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依据。《意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目标，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该《意见》共包括7个部分，包括高校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等。
其实早在十八大稍过之际，中共就已经对高校出手，提出16条“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与之同期同性质的还有所谓“七不讲”，即“8?19讲话”。不久前，辽宁省地方党报《辽宁日报》暗中调查了多所大学并听讲了将近100堂大学课程，随后得出结论称大学教师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普遍持有负面看法，并将其灌输给自己的学生。该报的这一调查在官民两边舆论中引起不同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客观地说，党报所言有扩大化之嫌，对不同声音过于敏感。将责任过多地推给学校和教师的身上也有失公允。但在另一方面，其所述的现象又基本符合事实，即大学中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对中共的看法普遍趋于负面。这也是社会生态恶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对于执政党中共而言确实是一种值得忧虑的状态。因为学生和青年毕竟是国家的未来，其成长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会在10年、20年、30年后被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对社会走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香港学生罢课
中共所忧心的是西方意识形态有可能引发的颜色革命，后者已经在中东北非多次发生，在台湾香港亦出现响应。中国内地也曾有过“六四事件”的重大挫折，而且在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一向冲锋在意识形态最前沿并且是社会运动主力军的高校师生就成为执政党不得不重视的重要群体。更不用说目前的中国大学里确实已经产生了普遍而高涨的反抗情绪，中共此番操作因此有其必要之处。
剑指政治自由 误伤学术自由
分析人士认为，官方对高校持续加码的意识形态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负面的异见声音的确会起到较大程度的压制作用，使高校舆情呈现较为和谐有序的局面。不过，此举却很难从根本上完全杜绝不同声音，而且有可能引起更多的反感情绪。校园舆情其实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如果社会生态环境仍然污浊不堪，校园舆情也难以独善其身。另外，即使教师在课堂上不再传播负面思想和情感，但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却是无法完全监控的。也就是说，官方的意识形态布局，其实只是一种治标措施。当然，整治政治和社会生态的治本行动正在进行，而针对这一治标手段本身来说，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须引起注意的。
反对声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自由”一词，即是指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如在2014年9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分别三篇有关“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声明时，曾任高校教师后被解聘的张雪忠表示，这些大学的声明体现出党急于重夺公众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大学里面都没有自由，何来创新呢？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则说，现在北大校园里已经没有“舆情”可言了。北大1949年以后就没有什么自由精神了。
“自由”是普世价值，也得到中共的承认，被收录进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自由又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极大地唤醒个体的热情和能量，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其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个体陷入个人主义，导致片面化和极端化。中共所针对的无疑是自由的负作用，但是其意识形态部署对自由的挤压，同时也会造成对前者的限制。这是中共管理者应当尽量避免又难以避免的问题。那么，就不妨对校园更宽容，给学生思想的自由和成长更大的空间。如果中共能够实现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清明，消解社会大众的愤懑之气，又何必担忧校园舆情的变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共所针对的是政治自由的问题，两年来的连续动作是要给政治自由主义设限。而反对者所强调的学术自由，而且认为政治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其实，这也可被视为对政治领域思想理论的话语权之争。中共内部一直有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研究与宣传体系，这套体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又受限于此，不能过多地超越政治实践。而学校里则无此禁忌，不论是其政治理论研究中的“另起炉灶”行为、超越现有政治框架的行为，还是质疑现有理论体系的行为，都被视为对执政党领导权的挑战，被归为敌对意识形态。其实，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因为中国当前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使这种情况变得尤其严重。 (麦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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