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的另一面 鲜为人知

　　陈希同1998年于法庭上。　　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2007年年初，陈希同因淋巴癌在小汤山疗养院保外就医时，他曾经的老部下贺阳前去探望，他告诉贺阳等人，1995年4月的某一天，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他正在开北京市委常委会，中办通知他，江泽民、李鹏等要找他谈话。当时李鹏是总理，陈希同到了后，李鹏主谈，说陈希同经济上有问题。陈希同当时就急了，一拍桌子：“我告诉你们，我陈希同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说完拿起包就走了。“他这个样子，能不被处理吗？”贺阳写道。现在在北京一家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他，在去年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期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以《北京改革风云》为题，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副题是“我在陈希同领导下工作”。

　　副题乍看之下，颇有标题党的味道，不过读罢全书，感觉称得上名实相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大戏中，贺阳虽不是明星级人物，但也堪称活跃。1986年至1994年间，他任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参与、推动了北京市的多项经济改革，如金融体制与股份制改革。陈希同对贺阳可谓有知遇之恩，贺阳担任体改委副主任职务，主要源于陈希同对他的赏识。但他并没因此而失去客观评判的眼光。

　　按照贺阳的描述，陈希同的优点很突出：有激情，干工作不惜力，雷厉风行，工作抓得狠，做事特别是对抓改革极其执著。但贺阳认为陈希同的缺点和不足也很突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对经济理论、经济规律缺乏较系统的了解，而这一缺憾也存在于许多高层党政领导中，包括那些自认为做经济工作出身很懂经济的领导；二是在用人上存在缺陷，用了一些熘须拍马而没什么本事的人；三是个性过强，得罪人多。贺阳认为，第三点是陈希同最大的问题。因为在官场上，个性太强往往是致命的。

　　陈希同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加入共产党。他的仕途从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起步，1953年任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1983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后任市委书记。 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镇压中，陈希同被普遍认为是关键人物。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贺阳认为，陈希同的所谓贪污罪，其实就是他没有把外国人送给的礼品上交，陈希同前后收了22件外宾送的礼品，大概价值55万元。他还认为，陈希同所以被定罪，是因为“政治问题”——他对江泽民不服气，认为自己做官的资历更老。

　　2013年6月，陈希同因癌症病逝。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只标准的大老虎。

　　尽管贺阳参与了陈希同主政时期北京市改革的全过程，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及细节有一手的了解，但他在书的后记中说，他不想把自己的书写成“改革史诗”，无意写出北京市改革的全貌，而只是想把自己经历和参与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追记下来，让读者从日常琐事中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情况以及政府官员的为人处事之道。这样的写作宗旨，使得主政北京十余年的陈希同不可避免地成为书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并且带有呼之欲出的生动面孔。

　　贺阳笔下的陈希同，或许能改变人们对这个“反派人物”传统的刻板印象。

　　其中最让人最感意外的，是陈希同对改革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贺阳在书中写道：“北京市的工作，无论哪个方面，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他一说，就是改革，不改革不行。只要是改革、是新生事物，他就特别有激情。”陈希同要求每个市政府领导都要亲自抓改革试点，以便掌握第一手情况。他自己在工业领域的试点是一家玻璃总厂，这个试点他当市长时先后去过24次，当市委书记后照样去。

　　书中的一些细节令人发噱。如1984年2月，当时还在市政府研究室的贺阳接到电话，让他下去到陈希同那里一趟。贺阳下楼后，看到陈希同披着军大衣，从后边的市长小楼里出来。贺阳问“希同同志，您找我？”陈希同说：“走，改革去！”贺阳问：“到哪儿改革去啊？”回答是：“首汽。”当时天挺冷的，贺阳要上去拿棉袄，陈希同催他：“那你快点啊！”这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赶到首都汽车公司，最后，不到两个小时，陈希同就拍板确定了“首汽”的改革方案。

　　此类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揭示了陈希同作为领导者的正反两面：富于激情，有干劲，但对经济规律缺乏了解，习惯于以群众运动方式去搞经济。

　　根据贺阳的观察，陈希同跟胡耀邦挺对路子，因为两人都是有激情的人，并且都有点文采。陈希同读过北大中文系，胡耀邦则喜欢写点儿旧体诗词。1980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后抽出三天时间，乘飞机视察北京郊区农村。三天里，陈希同一直陪着胡耀邦。当时，陈希同还是副市长，在十二、三个副市长中是排位最后的一个。这次视察过了几个月，陈希同就被提拔为市委的常务书记，在领导班子中的排位靠前了。

　　一些城市管理中的人性化细节，是陈希同直接从国外学来的。根据贺阳的记录，陈希同到国外考察，发现了大城市里机动车不许摁喇叭，感觉很有道理，回国后就要求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规定今后机动车不许在城里摁喇叭。北京市天黑后机动车在马路上不准开大灯，只准开近光灯，也是陈希同从国外学回来的。贺阳在书中记述：有一次，陈希同乘车外出，听到前边的汽车摁了两声喇叭，就叫司机追那辆车，追上后把那辆车的司机说了一通：规定不许摁喇叭你还摁！

　　这些城市管理方面的改革举措，后来被国内其他城市学去。

　　赵紫阳曾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指，1989年4月24日，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指出“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领头人”。此外，有研究认为，1989年6月4日，陈希同坐镇中南海参与了对学生运动镇压的指挥。贺阳倾向于认同上述说法，他认为，陈希同在“六四”前后的表现是个污点，如果没有这一污点，陈希同的名声会比现在好很多。

　　书中，贺阳对邓小平南巡后北京市的股份制改革落墨颇多，认为这段时间是自己最舒心、最充实的时期。他在书中记述了陈希同对股份制改革的支持。当时，贺阳在北京市体改委主抓股份制改革，今天活跃于中国经济舞台的许多企业家如柳传志、冯仑、潘石屹等，都因股改而与贺阳相识。从1992年开始正式推进股份制改革到1994年7月贺阳离开市政府，北京市共批准了280家股份制企业。贺阳显然为这一成绩感到自豪。这段时间，陈希同已经担任市委书记。在1992年9月召开的全市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会上，陈希同作了在贺阳看来充满激情和煽动性的讲话。当时贺阳坐在陈希同旁边，心想“下面的区、县、局、总公司及大企业的负责人，听了希同的讲话，不跃跃欲试才怪呢”。

　　受“六四”的牵连，陈希同在1990年代末落马了，无疑，他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也是一个确有污点的人物。鲁迅曾感叹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无论贺阳对陈希同的评价是否准确，作为前官员，能在一个趋炎附势的世道里，为一个失败者写下尽量客观的文字，终属难得。

　　陈希同后来对贺阳不再欣赏，因为在企业改革问题上，贺阳发表文章，与陈希同唱了反调。1994年，贺阳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就辞职下海了。他现在是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

　　作为陈希同时代的官员，贺阳对比今昔，深为腐败在中国官场的漫延与升级而忧心，并提出了对策。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北京改革风云》的另一亮点。　　（作者Cheung Si-yee为媒体人，常住香港。）